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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如果法律不公正不惩恶扬善，难免人民使用暴力自行执法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河南开封府的一则视频。视频中一位女子跪在开封府大堂，嚎啕大哭，这一幕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每个人都在猜测，这位女子到底是因为见到开封府而感动流泪，还是她心中有着无法言说的冤屈，期待开封府能为她伸张正义。她跪在那里，双手紧抓护栏，泪水如泉涌，身体不时抽动，那份痛苦和无奈，让人看了无不心生怜悯。司法体系的人是否应该想想，为什么大家去求“泥菩萨”，而不是去求“真神”呢？ 澎湃新闻2024年03月19日:近日，广东清远市阳山县的陈女士向澎湃新闻反映称，2月26日下午，其8岁的侄女陈果（化名）在公园的厕所内被一名13岁的男孩陈某某性侵。事发当天，陈果的父母报警。陈果的家属说，3月18日，派出所民警告知，由于陈某某不满14周岁，无法追究其刑责，故对此案不予立案。 阳山县公安局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显示，陈果的家属提出控告陈果被强奸一案，阳山县公安局经审查认为符合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故决定不予立案。家属已经向多部门投诉反映此事。3月19日上午，澎湃新闻先后联系当地镇政府和派出所，截至发稿前，未获得回应。3月19日，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处获悉，事发后，陈某某被停课，现在又回校上课了。在未有上级通知前，老师也没有权力不让陈某某回校上课。 2024年3月10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13岁初中生王子耀失联。11日，王子耀的遗体在北高镇张庄村一处蔬菜大棚内被发现，涉嫌杀害他的是同班同学——三名十三四岁的少年。埋尸地距离其中一名嫌疑人家不过100米，三名嫌疑人和被害人均为留守儿童。目前，因涉嫌故意杀人，三名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河北省公安厅、邯郸市公安局已派出法制部门专业人员，赴肥乡指导侦办此案。 被害人的家属和全国人民都希望严惩凶手。但根据2021年3月起施行的《中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责年龄由14岁下调至12岁，并附加程序性限定条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希望最高人民检检察院尽快核准追诉，杀害王子耀的三个恶魔。他们都知道毁尸灭迹串供了，不是处于不懂事的年龄，全国未成年人都在看着这次的结果。这三个恶魔必须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绝不能把未成年保护法，变成保护未成年犯罪法。 在这起事件中，施暴者年龄之小、杀人毁尸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也令人深思。被杀害的孩子疑似长期遭受霸凌，若学校早有关注并加以干预，不至于出现如此悲剧。很明显，施暴者的监护人和学校是失责的，必须追究相应责任。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给受害人家属一个公道。唯有惩恶，才能扬善，才能捍卫社会公平正义。 罪犯就是罪犯，不能因为年龄大小而区别对待。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应该是被侵害的未成年人，而不是侵害他人的未成年人。只要他的主观意识是伤害他人，只要他是有意而为之，那么他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未成年人可以免责，老年人可以免责，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想干掉一个人，那么完全可以雇一个未成年人或老年人。 春节期间，我专门去看了《第二十条》。剧中，赵丽颖扮演的郝秀萍和王永强是夫妻，王永强是农民工，靠做苦力维持一家的开销用度，郝秀萍是聋哑人，无法工作，常年留在家里带女儿。 因为要给女儿治病，王永强便向村霸刘文经借钱，而刘文经趁机强奸郝秀萍，说是一次可以抵两百块。每次实施强奸的时候，刘文经都要用铁链把王永强栓在门口。那意思就是，我强奸你老婆，你还得在门口听着看着，你能怎么样？ 依仗父亲微小的权力，刘文经高高在上，不把王永强和郝秀萍当人看。王永强忍无可忍，用剪刀捅死刘文经，然后被捕入狱。接下来，影片讲的就是公检法等机关如何处理案件、如何修改法律、如何处理村霸的过程。 虽然雷佳音扮演的检察官说“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一举扭转了案件的处理惯例，但我看完电影就有一个想法——如果法律不公正但惩恶扬善，人民就会使用暴力自行执法。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王永强，常年被村霸霸凌，想和村霸讲道理，但村霸凭借暴力优势不和你讲道理，你想上访告状，但每次都被村霸拦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状告无门你能怎么办？最后的最后，只能是泼一腔血，和村霸同归于尽。 普通老百姓是弱势群体，没有权力没有钱财，一辈子几乎都是唯唯诺诺循规蹈矩的，遇到问题能忍则忍能受则受，如果实在没有解决的办法，他们能依仗的其实只有暴力。我原以为，这只是我萌生了恶念，但最近邯郸的三个初中生霸凌、谋杀同班同学事件爆出来以后，我观察了一下，把暴力视为最后依仗，是很多人的共识。社交平台上最热门的评论，是这么两条—— 1 “全国的霸凌者都在等待判决结果。”“如果那三个恶魔不被判死刑，我会告诉我的孩子，谁霸凌你，别怕，弄死他。”语言虽然过激，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大家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未成年三个字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保护伞，如果法律不能保证安全，如果法律不能提高违法的成本，那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底层逻辑就两个字，暴力。我们常说“人性本善”，但这是针对少年和成年人而言的，在十几岁这个年龄层，“人性本善”其实是不成立的。那个年龄层的人，已经有了成年人的身体，但没有成年人的思维，已经稍微具备成年人的能力，但没有参与社会生活，导致他们没有对法律和道德的畏惧。那三个初中生之所以霸凌、谋杀同班同学，可能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判处三个初中生死刑，依照以往的惯例，难度很大。早在唐朝时期，《唐律疏议》就规定，未满15岁的称为幼年，年满15岁的称为少年，而幼年和少年犯了刑事案件，要从轻处理或减轻处罚，即便他们犯了杀人罪，量刑也要比成年人更轻，至于是否判处死刑，要根据案件情节和犯罪人具体年龄来定。 现代法律给与未成年人成长时间、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延续了刑事案件从轻处理的原则。这个案件到底怎么判，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取证、研究，现在我们不能直接下结论。但我个人是希望修改法律条文，判处三个初中生死刑的。 从具体案件来说，这事实在太恶劣了，有必要给受害人家属一个交代，法律和执法机关判的不是案子，是受害人家属的一生。全国人民关注这件事，归根到底是关心自己的孩子，大家都害怕自己家孩子被人霸凌甚至谋杀，却没有地方申诉说理，所以都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推动法律进步，给自己的家庭提供一些安全感。 所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而是社会事件。法律和执法机关，有必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妥善处理案件，给全国人民提供安全感，缓解社会焦虑。退一万步说，那三个初中生基本废了，关押十几年根本教育不好，再放出来也是祸害，不如趁早物理消灭，省的惹出更大的祸患。 而从社会层面来说，如果这个案件不能给出合理的结果，缓解社会的焦虑，恐怕会导致很多人不相信法律能保障自己、子女、家庭的安全，进而加深“以暴制暴”的观念。结果就是社会戾气越来越重，恶性事件越来越多，社会治安越来越差。如果真的有一天，“以暴制暴”成为社会共识，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因为偶然事件遭遇暴力。那将是所有人的灾难。到那个时候，恐怕肉食者也不能幸免。 司法公正是离不开民意参与的，司法审判更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长期以来，在一些热点公共案件中，总有某些声音指责“舆论绑架司法”、“民意破坏法治”，甚至个别司法人员表示“不亲自看完案卷，就评论判决的是非对错，就是耍流氓”。 强调审判独立是对的，但试图以“专业的借口”堵上悠悠众口，却是对民意的漠视。任何判决都不应刻意逃避民意的议论，无菌室的司法是无法赢得公信的，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司法应该有一只善听的耳朵，倾听民意，在法律提供的自由斟酌幅度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合理民意应该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实现。司法领域的民意，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性这一首要特征。基于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认识，民意对司法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包含着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司法的本质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的正是民意的目的，因此，从应然状态而言，民意的目的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结果，二者应该是统一的。 民意的表达是对司法的有力监督，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监督是一种约束，它可以制约被监督者滥用权力，保证监督者目的的实现。由于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本质与民意的目的一致，这使得民意监督司法成为必需。民意也只有对司法进行监督，才知道司法是否实现了其目的。司法过程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通过立法表达的民意能否在司法中得到实现，这是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当司法的各项活动置于民意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公开审判过程，最为详尽地公开裁判理由，最大范围地公布法律文书，使整个司法活动公开化、透明化，司法过程中的不公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司法也必然会朝着体现民意的公平正义道路前行。 对于校园暴力，应该对学生们的思想从小抓起。从小要就让孩子知道校园暴力的危害和后果，害人害己。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欺凌事件频发，让人揪心的同时，也不禁发人深思：这些花季少年为何会对同学暴力相向？这些行为有哪些危害？青少年该如何保护自己？ 预防校园欺凌，需要学校的教育、家庭的配合、法制教育的跟进等一个完整且牢固的保护系统。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现在的孩子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发育都今非昔比。与之相对应，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也有增加的趋势，有些还呈现出组织化、成年化的特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并及时拿出新的应对措施来。对法律的修订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法律要尽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但绝不能因惩戒疲弱而保护未成年人犯罪，更不能在客观上纵容未成年人胡作非为。不论是《刑法》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都亟需修订。把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改为10岁为宜，同时，要规定追究学校负责人和未成年人犯罪父母的责任，由学校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父母赔偿受害人的一切损失。 儿童是民族的未来，也是党国的希望。亿万儿童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党国的前途命运。做好保护儿童工作，发展儿童事业，培养造就一代新人，是提高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工程，是实现我们国家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兴旺发达的必然要求。 另外，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仅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是利民又利党国的。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当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裁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造成信访局门庭若市，而国家信访局实质上仅是一个中转局，一般是把上访的案件一级一级地向下转，最后还是转回当地查处，无形中导致老百姓状告无门，造成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像胡文海、陈水总、杨佳、张扣扣一样，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现在的国家信访局其实就是个收转局，把上访的案件都转回当地查处，甚至转给被举报人查处，有些地方政府还派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 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化解社会矛盾。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当前地方法院院长不是真正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应当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公正的，也是违背人性的。 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自然就减少了。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对党对国对人民危害极大。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侵犯老百姓的利权就是等于侵犯党的政权之逻辑。党中央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政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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