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陈中华:数量不代表力量、肥大不代表强大

陈中华:数量不代表力量、肥大不代表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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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日本动用12个师团、41万人的庞大兵力,在中国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大陆将日本和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线连接起来,以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局。

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最后日军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出现了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第一次是淞沪会战)。在这场战役的豫中会战中,汤恩伯部大败,其部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整连整连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将他们枪杀、活埋。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李宗仁回忆录》里的一段内容可以得到解释: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

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李宗仁的说法在其他人的口中也得到证实。如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晚年在回忆里有写道“河南有一句民谣,宁愿日本鬼子来烧杀,不要汤恩伯来驻扎”;汤恩伯部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也曾说过:“河南百姓的说法并非虚妄,汤恩伯部所驻扎之地,什么东西都要搞光。”

如去曾在多处看到有人替汤恩伯洗地,说他“军纪严明”。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河南百姓口中“水旱蝗汤”四害之一的汤恩伯、把豫中会战的战败责任推到河南民众身上、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

1944年9月,参政员郭仲隗等联合100来人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控诉汤恩伯,要求国民政府将其撤职查办。由于郭仲隗等态度坚决,言辞凿凿,得到大多数参政员支持。

可汤恩伯是蒋介石“宠将”,他一心反共、曾亲手制造了残害共产党的“南召事件”。蒋介石怒气冲冲地替他辩护,说汤恩伯在河南的一切工作都是严格按照中央指示执行的:“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

如去相信蒋介石说的是实话。汤恩伯在河南执行了老蒋的指示,失去了河南的民心、败给了日本人;后来,整个国民党统治区都执行老蒋的指示,失去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心,败给了中国共产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攻打北京城的时候,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幕。在北京城附近的老百姓不是奋勇反抗,而是纷纷出动帮助侵略者。有人主动为八国联军建造攻城的云梯,有人用独轮车为八国联军送去给养,更多的人在战场上围观八国联军进攻自己的首都,嘻嘻哈哈,指指点点,事不关己,看客模样。

在抗日战争中,同样的现象也屡屡上演。根据剑桥中国史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道,乡民偷偷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日军,乡民情愿让日军统治,也不想在自己的政府下当自由民。

1944年,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5万日军攻入河南省,将河南40万汤恩伯大军打得溃不成军。在汤恩伯军队向玉溪撤退的时候,历史性的一幕发生了,河南人民蜂拥而动,向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他们用菜刀与龙具作为武器,到处截杀国民党军队,抢夺他们的武器,甚至缴获了汤恩伯军队的无线电台和大炮,有力地配合了日军的进攻。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近代史上屡屡出现中国人帮助侵略者的现象?回答只有一个,那个时代的政府对民众除了残酷剥削就是搜刮压榨,让普通老百姓很难产生对国家与政权的认同感。什么叫百姓对国家与政权没有认同感?简单的说,就是百姓认为国家是当权者的,不是自己的。

当侵略者侵占国家的时候,百姓认为是侵略者在抢夺当权者的财产,跟自己没关系,甚至觉得这个当权者不好,说不定换一个当权者更好,于是幸灾乐祸,甚至带路助攻。因为当权者从来不把国家当成是百姓的家园,他们认为国家是自己的私产,因此百姓也不认为国家是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是当权者的私产。

既然国家是当权者的私产,那么侵略者侵略国家就是抢夺当权者的私产,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这样说来就好理解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权者是怎样把自己和百姓分割开来的呢?在清朝末年,由于大量的对外赔款以及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满清政府对民众的苛捐杂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除了田赋加征、盐斤加价、厘金加课、土药统捐外,还开办了名目繁多的新捐,包括加抽米捐、房捐、警捐、学捐、铺捐、土膏捐、菜籽捐、烟酒捐、花捐、鸡捐、沙捐、轿捐、靛捐等等,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基本上老百姓出门做任何事都要交纳沉重的捐税。这样的政府怎么能够获得老百姓的认同呢?

抗日战争时期,汤恩伯率部驻扎河南,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水旱蝗汤。四大海之一水是水灾,旱是旱灾,蝗是蝗灾,这都是天灾,但是水旱蝗汤四个字里面的这个汤是指汤恩伯,是指汤恩伯的军队对于河南人民造成的人祸。当时汤恩伯队伍的军器甚至比日军还更为恶劣。汤军一旦出动,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杀人取乐,绑架勒索、抢劫民财,奸淫妇女,倒卖人口,简直就是无恶不作。这样的军队怎么不被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呢?为什么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最苦难的记忆?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政府不但腐败无能,还残酷压榨人民,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人心涣散、麻木不仁,被洋人当作猪狗一样是可以任意虐待、毒打、甚至屠杀的对象。虽然在清末中国人口已经达到5亿人的规模,但是这个民族依然毫无尊严可言,依然在苦海里沉沦。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请记住,数量不代表力量。没有凝聚力,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也是一盘散沙。

回顾历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当下。当下的中华民族与百年之前相比已经是脱胎换骨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民族凝聚力前所未有;任何挑衅辱华行为都不用官方出面,民众自发采取的集体行动就足以让挑衅的个体付出沉重的代价。

2016年9月2日,三星宣布在全球召回有质量问题的手机,却独独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一举措深深地伤害了中国消费者,引发了消费者自发抵制三星手机运动,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三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从20%降至0.8%,几乎全军覆灭。

2017年2月,乐天集团与韩国政府签署换地协议,同意转让星州高尔夫球场地皮,用于韩国国防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受这一事件影响,乐天玛特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强烈抵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几近瘫痪。

2019年,兰蔻在中国市场遭遇了最大危机,与“港独”艺人合作并拍摄广告,遭到了网民的谴责与抵制。巨大的舆论压力让兰蔻所在的欧莱雅股价大跌,三天内蒸发了25亿欧元,损失惨重。同样因为辱华事件被中国消费者集体抵制、损失惨重的外国品牌包括APA酒店、杜嘉班纳……

2021年3月,美国纠集一票西方国家对新疆进行疯狂的抹黑与攻击,紧接着一票欧美国家品牌一拥而上,宣布要禁用新疆棉花。西方国家的集体辱华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怒火,中国舆论场上掀起了抵制禁用新疆棉花洋品牌的风暴,这场风暴导致3月24日新浪热搜榜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

对比历史,不禁让人感慨万分——是谁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谁重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尊严?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凭啥能将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重新凝聚成一个整体?凭啥能将这个民族从近代历史上血与火的苦海中拉出来走上伟大复兴之路?

回顾百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组织,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而言,对中国共产党的感知就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抱负,不惜牺牲奉献的无数仁人志士共同拥有的一个精神信仰。正是无数中共党员前赴后继的牺牲,才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逐渐凝聚成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才将中华民族从近代史血与火的苦海中拯救出来——

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28年革命历程,有2000万中华儿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2000万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学符号,但是这个数学符号对应的每一个组成背后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可能现代人很难想象,这些生命之花在最后时刻是以怎样的方式绽放的!

另外,国家的经济肥大不等于国家的强大,经济肥大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大胖子,重量不是力量,绝不能错把重量当力量,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经济的发展成果必然会得而复失。有些人认为不发展经济怎么发展国防,要先发展经济后才能发展国防,这种思想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中国六七十年代“闭关锁国”时的经济不行,却搞出了两弹一星,事实能说明一切。也不要妄想有了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自力更生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之基本条件,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的,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可以有买来主义,而绝不能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特别是先进技术,先进尖端的武器技术,更是如此,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最先进的技术(各种技术包括武器技术)出卖给外国的。

目前: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外汇储备首富。但是,失去了很多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中国政府不应不负责任地把什么都推向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以为私心可以刺激生产力,提高积极性,就充分利用私心强国。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矿产资源,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搞垮中国。

关于“变”与“不变”的理论,应该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究竟是“变”好,还是“不变”好?应该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变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变革,就是不正确。究竟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同样也是要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改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改革,就是不正确。所以说,离开具体事项讲“改革”,“改革”无所谓正确还是不正确。对于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首先区别什么事项应该改革,什么事项不应该改革,而不应该盲目笼统不加区别地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这样,就出现了新“两个凡是”的问题,重新犯认识论上的错误。

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今天就是讲“科学发展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及党的利益随时随地坚持真理,随时随地纠正错误”。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党根椐国民需要,安排工农生产制造。工农安居乐业,党的政权稳定。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受资本家的剥削,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无形中使党失去了领导工农的权力。我认为;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用道德教育的引导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解决的,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之后果是十分严重,严重威胁党的政权。

中央政府不要制造贫富差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离岛免税额度由3万提高至10万、鼓励类企业所得税率降至15%、人才个人所得税率不超过15%、岛内居民基于正面清单免税购买进境商品、支持在海南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允许相关国家和地区航空公司承载经海南至第三国(地区)的客货业务等。优惠政策给海南,海南的房价地价都会大幅上涨,海南也肯定会成为吸引全国的资金人才技术的高地。这对于助推海南的发展,包括对于海南老百姓生活的提高和改善都是有益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为什么仅仅只放在海南呢?放在海南,只能助力于海南发展,对全国的发展并无裨益,放在海南,也只能对海南人有所益处,而对全国的发展,对其他省份的人民并无太多的好处。

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国家把在海南实行的各种优惠政策,把它在全国同时实行,让全中国一起腾飞,一起发展,让全国人民一起受益,一起走向富裕,岂不是更好?几十年来,国家给了深圳太多的政策优惠,税收优惠,进出口免税之类。得益于各种优惠,深圳取得了快速发展,深圳人也因为优惠,得到了实惠。而这些实惠,内地是得不到的。这也造成了内地与深圳收入的差别,造成了内地与深圳等沿海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如果由于国家在海南的优惠政策同时在全国各地实行了,全国各地同时发展了,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也用不着都跑去海南,不用年头年尾都去挤火车,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益,不用夫妻劳燕分飞,又能够很好地照顾到自己的孩子和父母老人,一家人可以其乐融融地在一起,这样无论对家庭,对社会显然都是最好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能够实现总体的基本平衡无疑是最好的。

现在有三个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贫富差距也被称为贫富不均、收入不公平等,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个人拥有的财富的差距。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犯罪率升高等社会潜在危害,政治上:造成阶级矛盾尖锐,进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威胁政府统治。 经济上:造成基尼系数过大,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利于社会公平。贫富差距过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再次革命,所以,中央政府不要人为制造贫富差距,应该一视同仁,一切政策全国一样,法规面前人人平等,让全国人民平等地享有政策法规的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越政策法规的特权。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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