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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法律一旦为虎作伥失去公平正义、复仇与复仇情结就必然在所难免
我曾发表的《张扣扣愤杀杀母人自首，司法机关应当尽快释放》的文章，受到了法制日报（法制网）和新京报的指责，说我是在开法治倒车，“点赞”张扣扣，为杀人嫌犯叫好，看似打着正义的旗号，实则混淆了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但新京报又说在法制不甚健全的社会，或许行得通，这无形中也赞同了我的观点。
丁酉除夕，祭祀的鞭炮在神州大地爆响。汉中某区某镇某村，时年35岁的未婚青年张扣扣在手刃王家父子三人后仰天长啸：22年的仇终于报了！ 该杀不该杀，争论白热化，剧情很复杂，老夫不再赘述。只想小议一下由此激活的同态复仇与复仇文化。 所谓的同态复仇，是一种复仇习俗，氏族、部落成员或集体在遭到外来伤害时，受害方给对方以同等的报复，以命偿命，以伤抵伤，加害者氏族或部落则交出惹祸人，以求得整个氏族或部落的集体安全。 执行同态复仇往往由受害者近亲进行。这样的剧情在影视剧中比比皆是，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曾经的胡文海、杨佳......人们记忆犹新。 在此事件中，正方以法制日报为代表--张扣扣案：有人煽动以暴制暴是开法治倒车。然而，在如此的帽子加棍子的高压下，却也难堵住众人悠悠之口；最具代表性的反方代表，当属“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陈中华”，在《关于张扣扣杀人报仇案，法制日报不要断章取义》一文中，不仅表达了同态复仇在现实社会中的正义性与必要性，而且还论述了“放了张扣扣”对法治社会建设的警示意义。 显然，张扣扣为母报仇杀人案不是影视剧情，更不可以胜利者的姿态扬长而去，不死便是万幸；“放了张扣扣”也不过是激愤之言。然而对于同态复仇的“现实必要性与正义性”老夫是赞同的--倘若法律只是权贵的护身符、平民的铁锁链，大凡有血腥（性）的男女则别无选择，类似的悲剧必将继续上演。 复仇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另一奇葩，抗日也好，剿匪也罢，“为XX报仇”响彻云霄，勇气倍增。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更是耳熟能详。倘若打开汉语词典或者网上搜索一下，复仇的成语及典故成百上千。无论是人治社会还是法治社会，都会有以强欺弱、仗势凌人甚至无恶不作的团体与个人，法律一旦失去公平正义，甚至为虎作伥，那么，复仇与复仇情结也就在所难免了。 老夫没有喝过洋墨水，不知他国是否有怎样的复仇文化，“恐怖袭击”与“恐怖组织”应该比张扣扣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于是老夫突发奇想：倘若35岁的未婚青年张扣扣不是因为报仇杀人，而是因为争抢女朋友而杀人，会否在3000万光棍中引发“犯罪复制效应”？理屈词穷的法律党徒们会否祭起反恐的的大旗雷霆一击？ 到底是谁在“开法治倒车”，悲剧产生的根源在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法律无法保护我，我何不自己来？这就是全世人的心理。张扣扣杀人无非就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大家讨论的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以暴制暴的社会问题，还包含人性善恶问题，以及何为正义、如何维护正义的思辨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因为外族入侵而合法杀人，那是为了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而同胞杀人却不能得到惩罚，受害者就不能用同样的暴力拿回正义？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视生死不顾，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属于我的正义。 当前，中国的法律是有，但并无真正实行，而且司法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就当作实行了，“任何刑事案件也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司法机关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得不到法律相应制裁和其父多次上访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才去杀了凶手的，司法机关应当尽快释放张扣扣，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当个体无法得到法律的公平，自然法则，就是最后的正义。
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裁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造成信访局门庭若市，国家信访局实质上仅是一个中转局，一般是把上访（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一级一级地向下转，最后还是转回当地查处，无形中导致老百姓状告无门，造成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像胡文海、杨佳、张扣扣一样，自行执法，甚至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当前法院院长不是真正由民选、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要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自然就减少了。 司法活动承担着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仅仅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是利民又利党国的。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一些从事司法工作的人，还是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案不立、有法不依。前些年流传民间的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现象至今还存在着。 清朝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国敌人的入侵，大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的厄运。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两个农民因一块屋地、一头耕牛所打的官司，更不要因为这样的官司很小就认为徇私枉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司法工作人员头顶上的国徽可不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而是提醒我们肩负关系到党国政权存亡之重任的。“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督促纠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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