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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鼓励消费，劳民伤财
2022年5月31日，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正式印发，6方面33项举措，同样涉及到了稳投资促消费，提出稳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要求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数量、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鼓励实施城区、郊区指标差异化政策。加快出台推动汽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的政策文件。 近日，四川省统计局发文指出，旅游市场将在疫情反复影响下阶段性复苏，本地游和近程游仍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旅游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市场，统计局因此建议试行企事业单位周末2.5天弹性作息，引导干部职工带头旅游消费。除四川之外，陕西省商洛市统计局建议，降低经营主体经营成本，减少经营压力。着力提振市场信心、稳定消费预期等。 深圳狂撒5亿购物消费券；宁波投放3亿元；长沙3000万；成都发放2.4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至少有19个省份发布超43项消费券相关政策，投放总金额超50亿。按理说，消费券一派，叠加乘数效应，消费指数多多少少都该回点血。但是不好意思，原本应该见效的宏观政策，再次被现实甩了个大耳光。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一路下滑，完全没有刹车的意思。 今年我们见到了太多企业倒闭、公司裁员、大学生失业的新闻。尽管高层也先后出台的各种纾困政策，但落到具体的小微企业和普通人身上，作用却是杯水车薪。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就先不谈什么“薪酬增长”了，连降薪留岗都是好的，更多都是裁员保命。而对于个人来说，很可能就意味着失业和收入的突然中断。2022年最恐怖的事情不是被感染隔离，而是眼睛一睁工作没了。 根据财新统计，4月全国城镇失业率已经达到6.1%，其中青年失业率到达18.2%，到达两年来新高。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轻易破解的经济怪圈：收入下滑，积蓄熬干，消费萎靡。所以我们早就应该悟了，要想救经济，天天喊着“刺激消费”并没有什么luan用。毕竟，能够被刺激到的只有“消费意愿”而不是“消费能力”。说白了，账户上没有余粮，就算有折扣，也不敢乱花钱。现在给那么多优惠，给那么松绑政策，的确是很努力，但方向错了！——兜里没钱，没处赚钱，才是当下问题的根源。 仔细分类来看，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自去年8月份以后就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3、4月份更是持续下滑。一腔欢喜发消费券救经济，结果只是救了个寂寞。趴下的消费，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势。所以，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刺激不动？因为大家兜里没钱！简单点说：救市不如救失业率！刺激消费不如刺激企业复工复产。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大白话就是：先让人有钱，再谈让人花钱！ 鉴于目前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形势和个人所遇到的普遍性就业困难，我建议政府给困难群体直接发钱，不要发什么消费券，发消费券其实是给有钱人用，没有钱的人根本用不上。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人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导致生活无以为继和负债累累了，直接发钱虽然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让部分人维持个基本的生存。当一个城市遭遇到疫情之后很多人是手停口停的，比如说有人的收入就是搞个早点摊，每天做豆腐脑炸炸油条。现在整个城市封了，两个月他不能出摊了，他真的就是两个月没有收入，他怎么维系未来的生活？ 资本主义国家给人民发现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的。目前，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症”。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各国危机加深，社会大恐慌，更会导致战争风险的剧增。在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 正因为这样，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总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助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救助计划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本来社会主义成分就已经很高了。 美国最为典型。“如果美国经济崩溃，谁来负责?”这是前段时间美国举国讨论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经济与各级企业、劳工与一般家庭，不至于在冠病的威胁下，陷入大规模破产的绝境，美国国会、联邦财政部与白宫，全速推动《防疫期间刺激经济方案》。随着疫情的高速飙升，振兴预算也从原本的8000亿美元，一路膨胀成2万亿美元的天价规模。 尽管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就这个救助计划有党派争论，但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争论。民主党对于共和党预算的质疑主要在于“黑箱作业”和“渔利财团”。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助计划，结果是“财团负债全民买单”，大企业的大股东与领导层荷包满满全身而退，受创最深但获得支援最少的基层民众，却反而得承担政府财务紧缩的长期后果。 因此为了避免“救富不救穷”的状况出现，民主党强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条文，包括申请纾困的大企业不得回购股权、必须严格限制高管薪酬，设下纾困预算的审查门槛，以透明化财政部所释出的纾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纾困”再次引爆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与怨怼。救助方案最终在国会通过。曾经谴责美国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特朗普签署了这项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国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美国为年收入低于7.5万美金的成人发1200美元，两次合计2400美元(16800元人民币)向儿童发500美金，两次合计1000美金(7000元人民币)。英国每月向每人发80%薪资，最高2500英镑(21750元人民币)至少执行三个月。加拿大向每人发2000加元，连续4个月合计8000加元(40000元人民币)。澳大利亚向每人发750澳元(3150元人民币)。德国向自由职业者，个体户，小企业每月发9000欧元补贴(69300元人民币)5-10人公司可获得15000欧元补贴(115500元人民币)为期三个月。 日本给1000户家庭，每户发两个口罩和30万日元(20000元人民币)。韩国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收入下游70%家庭发放灾害补助，4人户的补助标准为每户100万韩元(5800元人民币)。中国香港特区向18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每人发10000元港币(9071元人民币)。中国澳门特区向澳门永久居民每人发10000澳门元(8807元人民币)向非永久居民每人发6000澳门元(5284元人民币)。 无论从政府还是主流学者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而行的是市场路线。在中国的拯救经济方案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成分，资本的分量(或者说市场的分量)却得到张扬。 这可能和1980年代以来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也正因为变得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行为。在中国，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即经济本身变成了独立的单元，一切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GDP。GDP主义直接地表现在今天的经济政策争论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至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发钱的声音也有，但非常小声，人们听不到。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但主张发消费券。因为主流考虑的是GDP，是要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激活交易，产生GDP。 钱和消费券的区别在于，钱没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费券则有。消费券必须限时消费掉，否则会过期，而钱不一样，老百姓得到了钱之后可以不消费而存入银行。因为恐惧于老百姓不消费，转化不了GDP，因此主张发消费券。 这便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社会的逻辑。很多人都承认，今天或许更长时间里的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活着经济或者生存经济。考虑到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穷人，而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也是社会底层，直接发钱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那些叫得很响亮的企业，其实还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企业、家庭和个人，连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了。 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老百姓有点钱放在家里，就不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有饭吃，省吃俭用，就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的40%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发消费券，或许能够产生GDP，但更有可能因为强制消费造成社会恐慌。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不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第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能否促进GDP增长? 生产要素流动自由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人会怀疑。但这里仍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须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动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社会需要拯救，要素流动拯救不了社会。其次，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流动?人们对此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前几次危机都是通过牺牲社会来拯救经济的。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促进GDP的增长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导致了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教育和房地产，加上之前的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严格说来，这些都是社会领域，并非经济领域，须要国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不仅没有国家的大力投入，反而产业化了，因此社会没有了制度基础，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了基础。 如果要通过要素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次会牺牲掉哪个社会部门呢?人们想到的是农村的土地。对数亿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农村的土地一直以来也是各方(尤其是资本和地方政府)紧盯着的潜在财富。这些年，人们讨论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平衡问题。农村很长时间以来，只有流出，没有流入。 农民一富裕就到城市里面购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学。广大的农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并且，很多农民进城之后，宅基地抛荒，没人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盖房、居住，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务业，也是平衡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不过，这次所讨论的要素，却不是这样的概念了，而是大规模的土地流动，并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权下放给省级政府。 历史地看，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地方官员感兴趣的只是土地所能产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国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松动，但对进了城的农民来说，户口仅仅是一张纸，毫无意义。 城市户口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但这方面没有人关心。土地制度激进变化的结果，便是底层问题很快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在没有足够社会保障的城市，这类基层问题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农村强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够救经济吗?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来。如果老基建投资在高铁、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上，新基建就是投资在技术上如5G，尤其是人们称之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omputing cloud，云计算)和D(big data，大数据)上。据报道，中央政府未来几年有3.5万亿人民币，13个省市有3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这些方面的投入能够支撑得起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吗?一些观察家已经提出，新基建不可能达到GDP主义者所预设的目标，他们因此主张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也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地方，老基建已经充分甚至过度了。第二，如果过度强调新基建的作用，就会导致技术乌托邦主义。 哪一个国家不想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求不可得，没有人会知道新技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有时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见得会导致技术创新。第三，正因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考量，不能夸大其对拯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GDP主义，而须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意在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如果把“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更清楚了。 经济属于社会，社会被破坏掉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变得毫无意义。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经常本末倒置，破坏了社会，不仅增张不可持续，更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如果说世界上有所谓的“危中有机”，那这次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机会是民意机会，而不是什么经济机遇或其它什么机遇。民意机遇，既可以说是灾难压力下的爱国反应，也可以认为是国际压力下的被动性反抗，究其根本，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使然，大难之下，惯性抱团。 灾难，总会过去，也就只是一种病毒。但是，凝聚起来的民意不能随风而去，把应急性团结转化为常态化团结才是重中之重。要实现这个目标，最有效且唯一的办法是政府时刻要尊重民意，持续努力改善民生， 近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民生造成的影响，政府也好，媒体也好，天天都在谈促进消费以刺激经济。但是很多人无钱怎么去消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80%的财富集中在0.4%的少数人手里，即使这一小部分人拼命的消费，横着花，竖着花，站着花，躺着花，也消费不了多少，对拉动消费无关痛痒，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资金都被冻结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死钱。 公共卫生危机之下的经济危机，直接补贴消费被证明是刺激消费的有效手段，政府给人民发钱，不但能提高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还可以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和激发消费欲望。我建议政府尽快直接给每个人发二万元救济款，由银行给每个人办一张卡直接存入，不要分什么贫富男女老少，显的公平又能防止被官员侵吞，有钱的人也不会去动这钱的。 另外，墨子说，古代的圣王都节俭，而小人才奢侈放荡，节俭带来昌盛，奢侈带来放纵，放纵就会灭亡。墨子说，男女婚嫁有节制，天地就和顺；风调雨顺，五谷就丰收；衣服有节制，身体肌肤就舒适。其实，墨子说的奢侈和浪费现象，在今天也是一样的，虽然今天的物质条件已经比古代要好很多了，但过度消费，浪费的情况依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今天我来简单谈谈这种消费文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在西方经济学主要有两个流派，一个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派经济学，也称之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另外一派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宏观经济学”，当今主流的经济学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经济，他们的基本分歧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行为，而其实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经济是“消费”驱动的呢？还是“供给”或者是“创新”驱动的。 哈耶克的奥派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应该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就是“供给端” 为根本，所以，我们这几年提“供给侧改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目前主流的经济学是强调“消费驱动”，认为消费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所以，最近一些年，一旦遇到经济环境不好，各个国家采取的策略，一般都是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其实两种经济学的目的都是增加市场的流动性，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思维方式和策略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是通过企业的创新，而另一个是通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而在当前主流的“消费拉动经济”的社会环境下，信用卡文化就不可避免，市场鼓励大家消费，各个企业、银行也是想尽办法促进消费、降价促销、打折或者分期还款等等，都是为了促进消费，试图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套思想和理念，其实是源自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一种假设，那就是“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消费可以带动短期的经济增长，而长期来说，会极大地伤害市场，尤其是让民众陷入个人债务的泥潭，最终让市场经济失去活力，没有储蓄也会让个人和家庭，无法应对突入其他的风险和困难，比如这次疫情，就有大量的企业倒闭，也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储蓄而生活陷入窘境。其实，没有储蓄思维，对短期的影响还是小的，更重要的是，他会让一个民族失去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一个人没有储蓄和一个企业没有储蓄，就会失去试错创新的可能，只能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当前的利益，这在长期来看是非常有害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大中小城市，都已经是车满为患了，就整个社会而言，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或者不能继续增加小汽车的数量了，但是国家仍然需要鼓励甚至奖励人们去购买小汽车，这样才能维持企业继续生产。其它的各种产品，如服装鞋帽，床上用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之类的道理也一样，也都要有人购买才行，即便人们实际不需要，也要采取鼓励、降价、补贴等等方式，刺激人们去购买，这样经济才能运行。 有消息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航空公司，如果国家不给予资金支持，这些航空公司都将可能倒闭。企业倒闭了，工人也要失业，工人失业了，就没有了经济收入，人们的生活生存都会成为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奉行的是一套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体制，这个体制下，国家总是需要鼓励生产扩大生产，在当下世界疫情严重，外贸外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产，国家就需要讲扩大内需。 如果产品已经太多，但是为了经济能够运行，社会能够运转，仍然需要继续生产，甚至扩大生产，这不是病态社会是什么?不但浪费矿产资源，而且破坏生态环境，这完全是劳民伤财。 应当宁愿让工农们闲着工资照发，也不要让工农们去做无谓的工作。工农们确实有空闲，可以组织工农们学习法律健康知识，预防工农们犯罪生病，还可以给工农们上上政治课和技术课，让工农们爱党爱国又有技能。 制造任何东西都是需要中国的人力土地水电矿产资源的，矿产资源是稀缺的、不可再生的。美国是藏着矿产资源不开采只印钱购买外国的矿产资源，日本是买了外国的矿产资源埋在地下填在海里。而中国是到处开采矿产资源出卖给外国，造成中国现在资源匮乏雾霾常生，给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中国应当立刻马上停止出口任何产品(中国需要国外产品可以以贷换贷或必须使用人民币交易)。 我认为：失业人员增多，是天大的好事。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机器越来越发达，必然会取代更多的劳动者，导致使工农们失业，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机器造成大量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失业，工人们的工作完全被机器所取代，工人们就不用劳累了。 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但机器的使用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国家应统筹规划，统一安排。让国企多招工去沙漠植树造林、去农村平整土地修路盖房。也可以采用“甲乙轮转工作制度”的做法解决。所谓“甲乙轮转工作制度”是指：由员工、企业和政府“三位一体、三个层面”共同参与的同一工作岗位多人轮转工作制度： 其一、员工层面：每个工作岗位，由原来的一个员工自己工作，改为由两名员工轮转工作。举例说明：甲员工每周一三五工作3天，周二四培训2天，周六日休息2天，乙员工每周二四六工作3天，周三五培训2天，周日一休息2天。甲乙每人分别都拿原工资的50%-80%的工资。必要的时候，每周或可以再曾加1天的休息时间，以作为工资减少的补偿。 其二、企业层面：按照甲乙轮转工作的要求，重新制定工作岗位、工作定额、工作要求、薪酬标准、轮转规定、培训安排等。使得“一个岗位、两套人马，一碗饭两人吃”，企业在不影响生产能力与效率的前提下，不但没有裁员50%，反而保证了员工的充分就业。 其三、政府层面：政府通过对实行“甲乙轮转工作制度”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减税，以及提供政府补贴等多种政策措施，弥补企业增加的工资成本等。将原本用于救济下岗失业职工、破产企业的钱，用在补偿“甲乙轮转工作制度”给企业造成的生产成本的上升。 该制度适应性，可以说各企业事业单位等都能够适用。特别是大量吸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意义：全面广泛充分吸纳就业;保障社会、企业、家庭稳定;全面提高了职工的工作与生活质量。 如果产品已经太多，但是为了经济能够运行，社会能够运转，仍然需要继续生产，甚至扩大生产，这完全是错误的，不但浪费矿产资源，而且破坏生态环境，这完全是劳民伤财。 应当宁愿让工农们闲着工资照发，也不要让工农们去做无谓的工作。工农们确实有空闲，可以组织工农们学习法律健康知识，预防工农们犯罪生病，还可以给工农们上上政治课和技术课，让工农们爱党爱国又有技能。 目前，中国农村还有不少破旧的公路房屋，甚至土路草房，就是城市里也有很多破旧的楼房街道。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资，一能解决国家产能过剩问题，二能解决就业压力问题，还能大大地提高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这是一个利党利国利又利民事业。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党根椐国民需要，让农民工人干啥，农民工人就干啥。工农安居乐业，党的政权稳定。搞市场经济后，党把工农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工农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工农受资本家的剥削，党无形中失去了领导工农的权力。我认为；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以道德教育的引导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解决的，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之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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