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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当了律师，当学施洋
位于中国湖北武汉洪山的山腰有一座巨大的烈士塑像，只见烈士眼睛炯炯有神，直视前方，令人肃然起敬。这座雕像塑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劳动者的律师施洋。
1889年，施洋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军阀割据，民不聊生。身处乱世的施洋，见惯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老百姓的欺压，所以他从小就有一颗救国救民的爱国之心。 长大后的施洋见到底层的劳动人民无法保障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益，决定弃农学法，用法律的武器帮助底层劳动人民，并在汉口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有一天，一位在法国人开办的工厂工作的女工向施洋求助，女工说工头“假洋鬼子”以开除她作为威胁，逼迫她与其结婚，她的父亲也被其逼死。施洋非常同情女工的遭遇，答应免费为她打官司。施洋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帮助女工赢得了官司。 一时间，“为工人打官司不收钱的施律师”在劳工之间走红，大家亲切地叫他“劳工律师”。1923年，当局指认施洋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幕后主使。几名军警上门称代表湖北督军，请施洋“赴宴”。当妻子劝其逃走时，施洋大呼：“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北洋政府时期，各大军阀割据一方。军阀吴佩孚控制北京，而京汉铁路是他的主要军费来源。1923年，施洋在郑州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京汉铁路大罢工”，1200多千米的铁路全线瘫痪。京汉铁路停摆，严重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利益。于是，吴佩孚下令镇压。 施洋面对反动势力的抓捕毫不畏惧，哪怕被敌人押赴洪山脚下的刑场，他也面不改色。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施洋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敌人恼羞成怒，连开数枪，施洋高呼：“劳工万岁！”他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洪山脚下。施洋在除夕夜不幸牺牲。汉口数千人力车夫闻讯后跪地痛哭，武汉三镇“万口齐声哭，哭声直遏八荒外”。正如毛泽东所言：施洋律师用生命践行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当了律师，当学施洋。今天，站在洪山山腰的施洋烈士塑像前，他在狱中的话仿佛犹在耳边回响，他说：“斗争总要流血，这没什么可怕，不过这些人为什么要流血？要一代一代讲下去，让下一代继承烈士的遗志，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还有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刘崇佑，牵头集资创办福建私立法政学堂。他非常注重保护青年学生，曾为南开学生运动辩护。也是在这场官司中，他发现周恩来思想进步，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建议其赴法深造，并资助500元，其后每月汇款资助，经年未断。 还有两度申请入党的“赤色律师”潘震亚，曾以“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中共外围组织）法律顾问的身份，成功营救任弼时、李井泉、曹荻秋等共产党员。中共特科负责营救工作的洪扬生说：“潘震亚律师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其实，潘震亚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化名“姜子贤”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抗日战争爆发，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曾申请重新入党，但被周恩来劝说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1962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潘震亚以73岁高龄重新入党。 还有“司法改革先行者”之称的李木庵律师，受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到西安开展工作，参与创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李木庵所代表的“西救会”向张学良的亲信建言“采取非常行动”，有力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还有受毛泽东亲自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律师江庸，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与人集资创办私立朝阳大学。他担任校长12年之久，造就了“无朝（阳）不成（法）院，无朝不开庭”“北朝阳，南东吴”的佳话，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和司法骨干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江庸不顾年事已高，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解说》《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图说》三本小册子，对法条予以通俗易懂的释义，为宣传和普及新中国法律法规作出了积极贡献。 还有“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沈钧儒律师，1936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相关领导人，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七位抗日民主人士中，有四位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即被周恩来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沈钧儒、毛泽东称赞的“女中豪杰”史良、新中国法治建设重要奠基者和见证者沙千里、以口为笔探求救国道路的王造时。 在被关押的230多天里，“七君子”在狱中吟诗下棋、种花打拳、著书立说；在法庭上又把公堂当讲坛，用法律作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面对来势汹汹的追问：“那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口号了？”沈钧儒回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 在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1名被告可有3名辩护律师的“顶配”。张耀曾、江庸、李文杰等20多名律师自愿组成辩护团队，在上海香港路银行俱乐部召开会议，历时4个小时，起草了长达2万字的答辩书。 共产党员、著名报人胡愈之现场写成新闻稿，并克服层层阻力，于次日刊登在《申报》《大公报》等报纸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国内外进步人士及各界群众积极开展救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最终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出狱时，“七君子”昂首走出监狱大门，与前来欢迎的民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拳拳爱国情、铮铮铁骨意溢于言表。 沈钧儒律师参与了新中国婚姻法、宪法、惩治贪污条例等多部重要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1954年，他发表《为宪法草案的公布而欢呼》一文，感慨宪法“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和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是真正人民的宪法”。 以上这些中国的红色律师。他们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目睹过底层民众的挣扎与艰辛，但依然坚守法治信仰、呼唤公平正义。在时代浪潮中，有的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为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和劳工大众提供法律帮助，有的积极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为启迪民智、培养法治人才作出卓越贡献，谱写了丰富多彩、立体生动的历史篇章。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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