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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纲领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共产国际。 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包括党员条件、新党员需经考察期方可转为正式党员等，还规定了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 《纲领》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纲领、组织和纪律，具有党章的初步体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为后来党章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版本之谜    遗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中央机关就遭到了外国巡捕房的破坏，党中央收藏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档案很快就找不到了。所以党内长时间对中共一大的很多情况模糊不清，包括什么时间开的会，通过了什么文件，都搞不清楚。 再现 中共一大文件的遗失，使得一大历史一度成谜。1956年12月24日，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当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派人到莫斯科接收了这批共计18箱的文件。其中，有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另外，1960年，美国学者韦慕廷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了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论文附录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英文版）。经对照，其英文版与俄文版内容基本相同，仅具体文字稍有出入。这样，起到党章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方才得以与世人见面。   图文：党建网、新民网 党的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胡湘君 2022年05月27日08:21 来源：学习时报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使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1921年7月，党的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党成立后，就立即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活动中去，尤其是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接着，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建立了分部。 1922年5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100多个工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实际上承认它是全国唯一的工人运动领导机构，这也是工人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一种确认。 党在领导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还注重发展自身组织。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通告各区党组织，对党、团、工会组织的发展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迟至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央局的指示，组织发展基本达到了中央局的要求，一些原没有党组织的地方新建立了党的组织，旅法支部也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此外，在留德、留俄、留美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或建立了党组织。到1922年6月底，全国党员人数已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了195人。 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中央局决定以《新青年》作为党的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亲自主持。同时，继续出版《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由李达负责。党还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书。这是一个秘密的出版机构，所以书上印的社址是“广州昌兴马路”。 1922年4月至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动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战争，即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奉军战败，张作霖退到山海关外，北京为直系军阀所占。曹锟、吴佩孚入主北京后，便叫喊要“武力统一”中国。其他军阀为扩大或保住自己的地盘，便抬出“自治”或“联省自治”相对抗。也有一些知名学者提出要由“国内的优秀分子”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以便南北方早日议和，解决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问题。 这时候，国际形势对中国也不利。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在美国的发起下，英、日、法、意、比、荷、葡及中国在华盛顿召开九国会议。在美国操纵下，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使中国恢复到了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这种复杂的形势，使党必须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及“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之类的主张，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制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明确奋斗目标。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华盛顿会议相对抗，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等共派出了44名代表组成了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张国焘、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这次会议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大会期间，列宁还接见了中国代表，对中国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次会议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阐发，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产生了直接影响。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分析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对在时局问题上军阀们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作了批判，提出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 这份文件的最重要之处，就是放弃了过去对任何党派都采取排斥态度的关门主义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宣言强调：“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 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个宣言实际上为党的二大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 （二） 早在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就曾指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明年7月召开，但没有确定会议的地址。中共中央曾有过在广州召开二大的考虑，后来由于广州局势动荡，特别是1922年6月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严重事件，于是决定二大仍在上海举行。 既然决定二大在上海召开，找一个安全的会址就至关重要。这时，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书城公馆和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都早为租界当局所注意，自然不能作为会址了。只有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家还是党的一个可靠的联络点，而且李达的房子是一排石库门房子中的一家，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辨出进了谁家。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党195名党员。 大会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陈独秀首先向大会报告了一年来中央工作的概况及6月发表的宣言的政治主张，介绍了党组织发展和各地工人运动情况。陈独秀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但目前，中国对内仍在封建式的军阀统治之下，对外是个受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所以无产阶级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的必要，只有联合其他革命党派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 接着，由张国焘报告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情形，由施存统介绍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随后几天，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分组讨论这几个报告。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恶劣，就在二大开幕的当天，法租界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鉴于此，大会吸取了一大时的教训，决定会议以小型的分组讨论为主。小组讨论分别在上海部分党员家里进行，不是代表的党员也可以参加讨论。在召开全体会议时，也经常改换地点，以免引起租界巡捕和密探的注意。7月23日，大会在法租界的另一处地方再次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文件，并进行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的数量仍然有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必太多，乃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名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党的组织工作。 （三） 党的二大讨论的中心内容，是现阶段党究竟应制定什么样的纲领。虽然在大会前，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拟就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阐发，但代表们认为还有值得修改完善的地方。蔡和森就明确表示，这个文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及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完全表达出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应当联络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应该说，蔡和森的主张是正确的，其他一些代表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为了表明党对时局的主张，向全国人民阐明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会决定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起草工作。蔡和森和张国焘又推陈独秀为宣言执笔人。陈独秀花了两天的时间写出了初稿，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意见，然后交大会讨论。 在讨论现阶段革命的方针政策时，多数代表认为，当前还不能进行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有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现在我们却要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反过来压迫无产阶级，这不是一个矛盾吗？多数代表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方针与党的根本目的是不矛盾的，因为进行民主革命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联合资产阶级不等于是投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固然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工农群众同时也可以获得一些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加强本阶级的力量和地位。这种暂时的联合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党的二大最突出的贡献，是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过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成效却甚少，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认识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义和团”运动曾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说明农民既没有认清外国侵略者，也没有认清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孙中山和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认识模糊甚至是错误的。长期以来，孙中山不敢提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辛亥革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为了换取列强各国对革命政府的支持，甚至提出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孙中山对封建军阀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常是与这一派军阀合作去反对另一派军阀，或是利用南方军阀去反对北洋军阀，只有在经过一系列的失败后，才发出了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的感叹。 对于这个中国革命中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宣言》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政治发生了两个相反的趋势，一种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种是世界无产阶级正在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这两种革命力量日趋联合，“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宣言》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作了正确的分析。一方面，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还处在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 （四） 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了党的最高纲领，这就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毕竟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明确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因此，宣言中又明确提出了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其要点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党的二大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党的二大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对中国的几个主要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对待革命的态度作出了初步分析，指出：中国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因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之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加速手工业者的无产阶级化，所以势必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有伟大的势力，“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这是党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的思想主张，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党仅仅有好的纲领是不够的，还必须广泛地组织动员群众，为实现自己的纲领而斗争。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章，对党员的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党的二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确实曾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力声援五卅运动等，并且给予经费上的资助。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也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妨碍了其主动性和应变能力的发挥，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当时在处理复杂的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革命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党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党的二大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诸多问题，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与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初步地认识到实际上是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牢记自身使命、紧握时代脉搏，开展着富有时代特征的革命斗争。因此，每届党代会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从工人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因此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共同推进民主革命。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党的三大结合中国革命任务、革命形势和党的自身状况，明确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正因为如此，中共三大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值此中共三大召开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深入历史细节，回顾党代会的精彩瞬间，那些关于党自身发展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首创性贡献，使得中共三大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大会旧址。 一、首次实现国共合作，以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提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并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大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中共党员应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不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妥协的立场；重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团结一致；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大会确立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二、首次修订党的章程，进一步完善党的各项制度 中共三大不是重新制定党章，而是对二大制定的党章进行局部修改。其章节体例完全保留不变，仍然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和附则六章。条文数量从29条改为30条，只增加了1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在内容上作出的新规定，包括：新党员入党由原来的“须有党员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首次规定了新党员有候补期的制度，并根据候补党员不同的社会职业，规定了不同的候补期，劳动者的候补期为3个月，非劳动者的候补期为6个月，但这个规定在执行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在履行义务方面与正式党员相同，但在行使权利方面，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和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该修正章程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并提出：“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这是三大党章唯一新增加的条文。制定这些规定，也是由于这次大会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可避免会使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严格入党手续，会防止投机分子入党，这样便保证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党组织的纯洁和坚固。中共三大开创了一个先河，就是从此次党代会开始，对党章进行局部修改，成了一个惯例。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录的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毛泽东、林育南等代表在党的三大上的发言内容。 三、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纲领文献形式阐明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通过了瞿秋白起草、陈独秀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这是党章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该草案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重申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最终目的。该草案共分九个部分：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中国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共产党之任务。其中，在第九部分共产党之任务中，结合当时中国共产党斗争任务，制定了18条党纲，其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实行义务教育，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内容，仍然是我们现在沿用的法律内容。遗憾的是，该草案在1924年6月由中共代表提交给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是未能通过。近来有研究指出其原因，在于党的三大以后形势快速发展，纲领草案中的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1923年下半年，为推进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代表团一起起草了关于国民党纲领的决议。在国共党内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党纲也就是中共党纲。因此《党纲草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也未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其进行修改。然而，这份党纲草案首次以纲领文献的形式阐明了党的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并将“国民革命”口号写进党纲，在中共党史上仍然拥有重要地位。 四、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以法规条文规定党中央的组织结构 该组织法共十条，包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产生程序、人员组成、行使职权、召集会议、工作报告和财政报告等内容，首次以法规条文的形式规定中共中央组织结构、职权分工和工作制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该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秘书一职。“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因为“中央局会计”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正是由于上述组织法的规定，说明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层。事实上，他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这部组织法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部中央组织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及宣言。 五、首次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从党中央层面开始关注农民问题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根据自己从事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最重要。”他还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都以农民暴动为主力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得到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大会委托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了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在《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专门提出了要实现农民利益的五点特别要求，即：A.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B.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C.改良水利。D.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E.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更是指出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正是由于中共三大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农民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培养了农运干部近800名，使得农民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开来。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里的代表墙。 六、首次在闭幕式上唱《国际歌》，成为历次党代会的惯例 1923年6月20日，在中共三大结束的这一天，全体代表到黄花岗凭吊七十二烈士墓，庄严唱响《国际歌》。会议进行期间，代表们没有唱《国际歌》，怕被居住在会址对面的华侨听见。所以，便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由张太雷、瞿秋白教唱《国际歌》。大会最后一天，瞿秋白领着代表们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胜利闭幕。中共三大代表当时唱的是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据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回忆说，1922年4月间，他和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路经广东汕头前往广州，在汕头等船之时，他们一起拟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当全部团纲、团章和各种决议草案终于准备好时，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达林用俄文唱，瞿秋白用中文唱，而张太雷用英文唱。瞿秋白翻译《国际歌》时，为了“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巧妙地采用音译的办法，转译international为“英特纳雄纳尔”，使歌词铿锵有力，和歌曲和谐地融为一体。此后，《国际歌》的各种中文译本都采用了瞿秋白的这一译法，也就是在通行译本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象征着受压迫的人民追求解放的理想，以及为了理想宁可牺牲生命的精神寄托。因此，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成为了惯例。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七、首次注意到创建革命武装的问题，为开创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埋下伏笔 虽然中共三大没有将创建革命武装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也没有形成决议案，但是党已经开始注意到该问题的重要性。早在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就发表《造国论——以真正国民军，创造真正民国》，指出：用什么方法来造国？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中共三大召开前，他又多次发表文章提出“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等观点。与此同时，蔡和森也在1922年9月20日发表文章《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指出：“假使能将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去求助于群众，假使能把一部分工夫去做违法的工作，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激起兵士们的自觉心，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注意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批评了许多工作不足，在宣传方面，他认为：“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可以说，中共三大开始注意到创建革命武装的问题，只是没有具体行动。中共三大之后，国共两党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广东区委在黄埔军校设立了直属党组织，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建立革命军队。此后，革命力量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举行北伐战争，共同开创中国大革命的新局面，并将大革命从广州推向全国，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内陈列的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工会议场景。 另外，中共三大还有一些珍贵瞬间，如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代会，也是李大钊唯一一次参加过的党代会。由于不是党组织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首创，本文不再详细赘述。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来源：（本文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共五大  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地点：武汉 内容：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党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历史意义：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共六大  时间：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 地点：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 内容：中共六大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势正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还制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历史意义： 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段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中共七大  时间：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 地点：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 内容：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历史意义： 七大历时50天，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时间：1956年9月15日-27日 地点：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 内容：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会议主要确定了以下方面内容：（1）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结论，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2）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3）强调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4）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重申了党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历史意义： 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但是，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取得了初步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中共九大  时间：1969年4月1日-24日。 地点：在北京举行 内容：九大有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向大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历史意义： 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十大  时间：1973年8月24日-28日 地点：在北京举行。 内容：大会的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历史意义： 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根据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需要对党章进行修改，是我们党的一个惯例。党的二十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章进行了适当修改，于2022年10月22日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党建网依据相关材料整理了从党的一大到二十大党章历次制定与修正的“极简史”，邀您一起学习了解。     （图文来源：新华社、共产党员网、人民出版社《党章的历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