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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遏制、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事件频发
社会是一艘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当船上有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个人就可能是全船人的威胁。所以，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一个人的不幸就是全体人的不幸。 今天，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安顺公安”7月12日发布“贵州公交车坠湖”事件警情通报。2020年7月7日12时12分，一辆号牌为贵G02086D的安顺市2路公交汽车，在行驶至西秀区虹山水库大坝时，突然转向加速，横穿对向车道，撞毁护栏冲入水库。公安、消应急、交通、武警等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搜救工作，共搜救出37人，其中20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5人受伤，1人未受伤。犯罪嫌疑人张某钢，男，52岁，安顺市西秀区人，离异，案发时系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一车队驾驶员，已在案件中死亡。
案件起因。2016年，张某钢与妻子离婚后，租住其姐姐女儿的房子，户口也寄搭于其姐姐处。经调查走访，张某钢常感叹家庭不幸福，生活不如意。张某钢在西秀区柴油机厂（后更名为西秀区酿造机械厂）工作时分到一套40平方米自管公房，为自管公产承租人，2016年列入棚户区改造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2020年6月8日，张某钢与西秀区住建局签订了《自管公房搬迁补助协义》，协议补偿72542.94元，未领取。张某钢还申请了套公租房，未获得。7月7日上午8时30分许，张某钢来到他所承租的公房处，看到该公房将被拆除。8时38分，张某钢拨打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公租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房被拆除表示不满。
案件经过。7月7日上午8时50分，张某钢电话联系对班司机，提出要提前交接班（正常交接班为中午12时）。8时52分，张某钢回到住处。9时4分，张某钢在住处附近烟酒店买了白酒和饮料。后将白酒装入饮料瓶，然后用黑色塑料袋带着前往交接班。10时55分，张某钢与对班驾驶员在安顺客运东站完成交接班。11时2分，张某钢驾驶号牌为贵G02086D的安顺市2路公交车从客运东站出发，11时37分到达火车站终点站，乘客全部下车。11时39分，张某钢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其女友，流露出厌世情绪。11时47分，张某钢驾驶公交车从火车站出发。12时9分，张某钢趁乘客到站上下车时，饮用了饮料瓶中的白酒。12时12分，张某钢驾驶公交车行驶至西秀区虹山水库大坝时，先是降低车速，躲避来往车辆，后突然转向加速，横穿5个车道，撞毁护栏，冲入水库。案件后果。案件导致公交车上，包括张某钢在内21人死亡，15人受伤。 中新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 张子扬）记者8日晚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公安部当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通报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事件有关情况，对加强公交车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强调部署。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公交车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努力建设平安公交，确保公共交通安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会议要求，要严格日常监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严格依法予以处罚，确保整改到位。要推动组织阶段性督导检查和联合检查，梳理问题隐患，通过约谈、挂牌督办等方式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对张某钢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我看谴责不如找出原因加以预防这种犯罪。骂这个司机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千刀万剐，有何用? 问题是要不让此类问题发生。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不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对矛盾上去，才是高招 ; 推一推，拉一拉，而不是把人民，把平民百姓推到对立面中去。习近平主席倡导“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这为化解矛盾指明了方向，党和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如果作过细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粗暴，不作为，乱作为，不是官僚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公仆们拿人当主人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社会必定是和谐的，公交投水库的罪恶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我认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遏制，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事件频发。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再好的规划和方案都难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人心才能安定，社会也才能稳定。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单纯维稳，不解决具体的利益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久而久之还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维稳与维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张某钢明知把载着一车人的车开到水库里去自己也活不了，还是把载着一车人的车开到水库里去，这种同归于尽的自杀性泄愤，必有原因。从警方通报中就完全可以看出来的，一套40平方米价值20万左右的房子仅补偿72542.94元，这样的补偿任何人都不会满意的。张某钢未领取补偿款说明他是不满意的，申请了套公租房也没有未获得，看到房子将被拆除，拨打政务服务热线求助也无果。如果张某钢能得到合理的补偿，如果张某钢看到房子将被拆除，拨打政务服务热线求助能得到重视并及时查处，张某钢就不可能用归于尽的方式，报复社会滥杀无辜。政法机关应当深入调查，对当中违法行政和渎职者，依照党纪国法严惩。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党政机关要加强风险研判，加强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但是，目前信访问题仍然突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国家信访局犯官僚主义，对相信党中央国务院的访民拒之门外，不直接派人查处，当中转站，把访民的诉求转回当地查处，甚至放任各地政法人员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抓捕访民压制上访，国家信访局无形中变成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国家设立信访局，原本是为了更好更快的解决信访群众的信访问题，彰显执政党一心爱民、为民的本质。可是现实生活中，各地各级信访部门却成了为地方政府各级智能部门，通风报信，遮风挡雨的挡箭牌。信访群众无论找哪个部门解决信访问题，首先要通过信访局，结果信访局把信访群众的信访问题，一旦报告各个政府部门，相关涉案政府部门领导一听群众要反映他们部门的事情，马上做好了各项准备，不是领导不在，就是这些事不归他们管，把群众踢皮球一样提出了政府门外。等群众下次再来，不属于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不涉及他们核心利益的，他们早做好了应对准备，把群众指使到相关部门去解决，或利用群众不懂政策哄、骗、打、压，来个“葫芦僧智断葫芦案”，逼老百姓就范了事。实在不好糊弄难以对付的，马上联合公安机构，以闹访、缠访、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进行拘留。拘留上几次，许多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再访不了了之。还有敢不服气，非要民告官，讨个公道的，乘机联合法院，伺机罗织罪名，给你判上个几年，让你有冤无处申！ 维稳不稳权，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 近年来，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社会矛盾冲突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利益矛盾不是政治矛盾，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很少。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草木皆兵，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感到不稳定威胁太多。实际上是“不稳定幻象”，是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并吓人。 应当看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削弱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会使一些改革措施搁置，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应该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仲裁者的角色；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要承认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并通过法规进一步加以规范。 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高度尊重民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订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订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党群关系的亲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群沟通的渠道是否畅通。 作为党员尤其是基层干部，要敢于、乐于和善于与基层群众进行对话与交流，让群众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断提高与群众平等互动、有效沟通的能力和本领。 一是要摒弃官气。群众工作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各级党政机关要砍掉“衙门门槛”，大力推进开门办公、挂牌上岗、服务承诺、首问责任制、办公公示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创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决心。 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要搭建“网上连心桥”，紧紧围绕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工作的目标，开辟舆情汇集分析新渠道，让群众道理有处讲、怨气有处诉、困难有处反映、问题有处解决。 三是要正确引导群众的利益诉求。要通过民主的教育，帮助广大群众深刻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引导群众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化解民怨促和谐，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实现中国梦的热情。要善于靠真理的力量凝聚群众，靠感情的力量感召群众，靠人格的力量影响群众，靠艺术的力量感染群众。 四是要建立健全党群沟通机制。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重要保障。 目前，基层在党群沟通方面还存在着沟通意识不强、沟通规则程序不明、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对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从制度建设上加以改进。只有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党群沟通制度、监督制度、决策制度和考评制度，让群众有机会建言献策，党员干部才能在实际工作中降低决策偏差和失误，营造出心齐气顺、政通人和、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良好氛围。 压制上访，必定激化矛盾，作为人民的政府，理应“执政为民”以人为本。遗憾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不为人民服务也就罢了，更是人为设置民意诉求的“堰塞湖”，堵塞民意。正是这种压制和不作为，乱作为，把问题堆积发酵，最后造成矛盾激化。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让每个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 2016年11月15日河北的贾敬龙因告不倒村霸而自己为民除害被法院杀死。胡文海因承包煤矿失败，上访村支部人员贪污未果，而于2001年10月26日晚上持枪杀村干部及与之有过节的群众，致14人死亡。还有北京的杨佳因与警察纠纷控告无果于2008年7月1日在上海公安分局内杀死六名警察伤名警察和一名保安人员受。范华培因拆迁补偿不公问题，于2016年5月10日持刀扎死三人，扎伤一人。 2014年8月22日，山东的徐孝福因妻子去讨要安置房而死于龙口经济开发区政府办公楼下，儿子不知所踪得不到解决而放火焚烧公交车辆，造成无辜群众三人死亡、六人重伤、五人轻伤、五人轻微伤。 2016年1月5日，宁夏马永平因三十多万元的劳动报酬，经三年多的多方讨要无果却火烧公交车造成18人被烧死32人被烧伤。据媒体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至少已发生过15起公交纵火案，导致147个无辜者遇难。 据澎湃新闻2020年1月2日报道，疑因拆迁纠纷，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原村干部杨某荣的女儿被人持刀杀害。嫌疑人为同村村民，事发后自杀身亡。仪征市公安局1月2日通报，该市1日19时许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经查，彭某林(男，48岁，刘集镇人，无业)有重大作案嫌疑。1月2日9时许，仪征市公安局发现嫌疑人彭某林自杀死亡。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早就不算是新闻了。前几年福建陈水总在公交车上烧人，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还有浙江公交纵火案。彻底点说，整个中国都成了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公共汽车其中原因都是凶手状告无门而滥杀无辜报复社会。政府维稳不维权的政策，导致恶性案件就会层出不穷，不但人民人人都会有危险，政法机关也难独善其身。 2011年5月26日上午，江西抚州发生三起爆炸案。爆炸时间分别为9：18、9：29、9：45——30分钟内发生3起爆炸案，先是检察院，接着是临川区政府，最后是临川区药监局附近。三点之间爆炸的时间前后相差最多20分钟左右。爆炸造成3人死亡。分别为区政府死两人，检察院死一个保安。 近年来杀医事件频发，有些人建议医院要象法院一样采取安检措施，问题是即使从今天起全国医院全部执行法院安检标准，当医生走出医院大门了呢? 所以，医院的安检门亦不能完全成为医生的“安全门”，关键是医生不要把患者当成“摇钱树”进行过度医疗。实践证明，法院安检执行比机场安检更严的标准，当法官走出法院大门了呢?所以，法院的安检门亦不能完全成为法官的“安全门”。2016年2月26日晚21时30分许，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法官马彩云及其丈夫李福生(该院法警)，在住所楼下遭到两名歹徒枪击。马彩云身中两枪，经抢救无效死亡，李福生受轻伤。据悉，其中一名歹徒李大山是马彩云审理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的原告。行凶后，两名歹徒逃离现场，逃到延庆区后均自杀身亡。 2010年6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发生的一起恶性枪击案件。一名男子持微型冲锋枪闯入法院办公室扫射，当场造成3名法官死亡、3名法官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犯罪嫌疑人随后开枪自杀身亡。2010年6月8日，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一起案件时，被执行人陈宏生用硫酸泼洒执法干警，6名干警被硫酸烧伤。其中，该院院长廖克东和执行局局长吴志斌受重伤。早在2005年上半年，江苏省就发生当事人等伤害、围攻、辱骂、威胁法官的暴力抗法事件80件。近几年，从湖南永州枪杀法官到广西梧州法官遭泼硫酸，到十堰四名法官血染法院，再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法官马彩云被抢杀，伤害法官的恶性事件愈演愈烈，也屡禁不止。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认为，如果不能尽快扭转法官维权的被动局面，将严重影响法官队伍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建议修改法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我认为司法公正才是法官安全的根本保障，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有些状告无门的人不但杀害法官而且滥杀无辜报复社会。 2012年9月3日早晨8时许，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政府大院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媒体称伤者人数为6人。死者是沟曲家村的村民曲华强，因公伤高位截瘫，由于相关部门对伤残事故处理不公，他多次上访维权无果。曲华强曾写道：“如果这样低要求都做不到，那我只有一个字——炸!” 当前，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者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这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劫访”。有些地方党政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可谓是触目惊心，抄家、没收财物、关押、拘留、劳教、判刑以及雇佣黑社会报复等手段极为常见，甚至演化成“安元鼎”类似的恶性事件。地方政府在赴京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国家信访局和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附近也密布各地驻京办的眼线。 此外，地方还采取各种措施将赴京上访和越级上访者进行管控，如对访民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亲戚朋友采取“连坐法”，只要访民上访，便处置其在机关工作的亲人朋友，促使其紧盯上访者。中西部一些省份由于法治比较落后，地方政府甚至采取将接回的访民进行劳教、拘留或强制性送往精神病院等极端措施。公安机关针对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驻华使馆区(驻华相关机构)、中央领导人住地等非信访接待场所的“非正常上访”行为，也制定了严厉的处置规定。 从理论上讲，暴力打压毫无疑问是对公民权利与法治建设的践踏。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非经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作出有效裁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随意剥夺。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不仅严重恶化了其在公众心中的政治形象，而且导致极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带有聚集性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 这些地方政府在信访治理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不是着眼于解决访民的问题，更不是建立长效规范的信访治理机制，而是以阻止访民进入上级信访机关为目的，具有浓厚的短视色彩，难以长久维系。在此过程中，暴力的专断权力使用得越多，软性的合法性权威就流失得越多，而没有权威的政权是无法有效地约束其治下民众的。 从实效来看，暴力压制在实践中也未能有效抑制信访量的增长，反而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上访事件，这在越级上访和进京上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谋利型上访者本属无理和非法上访，地方的暴力行为侵犯了其人身权利，反而成为了上访的正当理由，其身份也由谋利上访的机会主义者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冤民”，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舆论同情与社会支持。 同时，也引发了其他无直接利害关系者情感上的联系和共鸣，并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使得政府在日常工作中成为被抵制、批评和攻击的对象。近年来爆发的社会泄愤事件充分展现了这一趋向，与当前政府行为不计社会影响不无关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地方政府各种不择手段的行为极易被新闻媒体曝光和披露，其扩散效应放大了政府的负面形象，在整个社会形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的逻辑使政府行为失去了原则和公正，侵蚀法治权威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合法性，为更大的社会暴力等产生埋下了隐患。 为应对突发性事件，从中央到地方组建了多层次的应急管理机构，不断加大人力与装备投入，但这种着眼堵与防的应急管理，实际上是治标不冶本。近年中国政法机关力量空前强大，武警人数与装备不断提升，公安局权力与职能急剧扩张。而各地制订的所谓应急管理方案，更多是怎么样对付民众聚集，怎么样对付媒体，怎么祥打击领头者，怎么样应对国内外相互勾结，应急管理失去了原有意义，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根本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 实际上，以上访民众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反体制的情绪愈来愈激烈，对政府的信心愈来愈淡泊，反抗的手段也愈来愈极端，类似自杀、爆炸、自焚等事件也层出不穷。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多、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伴，主要是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出现问题，待别是部分官员代表权贵集团的利益，践踏与蔑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具体表现在贫富分化、吏治不清、司法不公三大方面。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任何应急管理都是徒劳无功，只会激化予盾。 高度尊重民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前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中不让人民越级上访，我认为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目前，中国的官员都不是真正由人民选举的，而都是上级安排的，造成只有上级才能管下级的制度，人民有冤时，没有上级的督促，是根本得不到解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看似是维持秩序，实则是给民告官等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分明是在打压告状，是‘恶官’的保护圣旨。民向上级告不了，你又怎么“追责”?更管不了官场‘抱团’腐败。不能越级上访，何来的上访?是把人往死里逼，是把人往反里逼。 不支持、不接待越级上访;这个文件是对人民群众的亵渎，是自我否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自�?耳光，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自掘坟墓的体现。文件大言不惭的说要创新群众工作，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可如果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谁要花钱拼命告御状。这些年的维稳难道不是越维越乱吗?希望中央高层不要忘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基层政府应身体力行“学法律、讲权利、讲责任、讲义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践踏法律，依靠强权压制上访，都可能激化矛盾，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前些年，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日前，备受关注的翟岩民、吴淦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分工精细的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其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黑幕也随之揭开。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维权”沦为了非法?我认为源于中央官僚，目前人民群众有冤上告到中央也是转回当地查处，这样的信访制度，中央无形中变成了违纪犯法分子的保护伞，中央官僚致使违纪犯法分子有恃无恐，有些地方官员竟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查处。这也给律师违法维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人民有冤有处申，就不会与律师勾结违法维权的。 从这些年的社会泄愤事件中看，泄愤凶手不是当场死亡就是就被判判死刑，却从不见导致案件发生的地方政府部门被追究执政不为不公之责任的。凡事必有因，凡病必有根，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必须从根子上入手，不然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循环怪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治病不找病因，就是病治好了也还会复发的。例如常见的肠胃病，大多都是饮食生活习惯的原因，若医生找出肠胃病是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引起的，治好后开导病人不要乱吃东西和按时吃饭肠胃病就永远好了。如果医生治病不找原因，患者病好后还乱吃东西和不按时吃饭肠胃病很快就复发了，以上发生报复社会的案件原因都是凶手遭遇不公后状告无门而引发的，如果地方政府能勤政廉洁秉公执政，上级部门不官僚，在遭遇不公人的事情能得到解决，或有冤屈有处诉有处申时，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的案件就不可能发生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吸取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决不能犯官僚主义，更不能腐败，对腐败官僚的党政干部和侵害人民利益的人一定要严惩，决不能手软。对人民群众提出的诉求要及时解决，决不能拖拉不管，党要取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长期执政的领导地位。 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的，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政法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社会的自卫就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化解社会矛盾，国家的发展才能稳定，民众的生活才能幸福，党的政权才能长久。 中央高层应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要直接查处，决不能犯官僚当中转站，人手不够可以招聘，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中央直接查处，各地就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各地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就不会产生访民。当前，基层政府宁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截访拦访，也不愿意扎实工作，把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这是古老的祖训。现在国家巳规定不允许截访，当地政府为什么还明知故截，这说明了中央的政令严重不畅，地方政府心目中根本没有党中央和党纪国法。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说，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 解决中央无威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集权，防止群龙无首各行其是。让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名正言顺依宪统治中国。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现在的英国还有女王、日本还有天皇、泰国还有国王。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 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共中央需要一位主席，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员懒政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控制官员懒政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员懒政腐败。我之所以提出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体现对官员权利最有约束力、最能遏制官员懒政腐败的体制。当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另外，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区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要被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想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不贪不懒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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