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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清朝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没有媒体和皇帝的关注很难翻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悲惨遭遇令人唏嘘不已，100多年来，这桩冤案被改编成了戏曲、电影、电视剧、长篇小说等，广为人知。
杨乃武(1841年—1914年)，浙江余杭人，字书勋，又字子钊，家世以种桑养蚕为业，性格耿直。20多岁即考取秀才，33岁考中举人。 就在杨乃武中举当年，余杭人葛品连和新婚妻子毕秀姑租住在杨家。18岁的毕秀姑生得白皙秀丽，身材高挑，因喜欢穿白衣绿裤，街坊便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小白菜”。 因杨乃武教毕秀姑识字，两人过从甚密，加之葛品连在县城一家豆腐店做帮工，平时不常回家，小白菜经常跟杨乃武一家人一同吃饭。时间一长坊间便谣言四起，盛传“羊（杨）吃白菜”。 为了打消流言蜚语，葛品连和小白菜不久便搬出了杨家，双方不再来往。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九，葛品连患流火疯症暴毙，葛家认为死因可疑，于是报官到了余杭县衙。外界也议论纷纷，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 因杨乃武曾举报余杭知县刘锡彤犯法，刘对杨怀恨在心，于是便认定是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下毒、谋害亲夫。 刘锡彤徇私枉法，刑询逼供，将杨乃武三次上夹棍，杨三次昏死，但拒不画供。刘锡彤便将供词“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七孔流血”，判小白菜谋杀亲夫，拟判处凌迟；判杨乃武通奸杀人，拟斩首示众。此案经层层上报杭州府、浙江巡抚、刑部，几成定局。 在杨乃武几个好友的鼎力帮助下，妻子詹彩凤、姐姐杨菊贞前后二次赴京告“御状”伸冤，浙江红顶商人胡雪岩还资助了赴京的全部费用。这起案件惊动了同治皇帝，下令重新审讯。但因清朝官员贪腐，且官官相护，杨乃武与小白菜受尽酷刑，终含冤认罪。
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12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亲自过问下，刑部尚书桑春荣亲审此案，在朝阳门外海会寺对葛品连的尸棺开棺重新验尸。 在刑部任职60年的老仵作照《洗冤集录》说法，证实葛品连并非毒发身亡，乃得病而死，只是骨头表面发霉。 1877年2月16日，这桩震惊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经3年宣告终结，杨乃武与小白菜获无罪出狱。但二人因在狱中多次被严刑拷问，皆一身伤残，而且杨乃武的功名也不能恢复。 杨乃武的女儿杨浚于1967年12月去世，她在1963年留下一份口述资料：根据杨乃武生前所述，当时海会寺验尸现场满是围观的人群，当时一名法国记者也在场。 当验尸官宣布尸体无毒的时候，这位法国记者兴奋地跑到杨乃武和小白菜的跟前，大声用中文喊道“无毒！无毒！”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拍摄于海会寺的验尸现场。 那么这庄惊动老佛爷，导致140多名官员被罢免的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毕秀姑说起来。 一 清末同治十二年，杨乃武刚在乡试中考中举人，而小白菜毕秀姑则是豆腐店伙计的妻子。 毕秀姑早年丧父，后来随母亲改嫁给一个小商贩。但身为养父的小商贩，对她颇为嫌弃。 当时，县城里有家葛氏豆腐店。店主葛大，其妻喻氏生子葛品连，人唤葛小大。 . 自葛大去世后，喻氏便改嫁一沈姓木匠。而葛小大则关了豆腐店，靠着磨豆腐的手艺，给别的豆腐店帮工。 眼看葛小大已到成婚之年，喻氏便托媒送礼，为葛小大迎娶了毕秀姑为妻。 说起来，这毕秀姑人如其名，长得模样俊俏，再加上她平日喜欢着青衫围个白围裙，所以人人都叫她“小白菜”。 相较而言，葛小大就长得太不出众了，他身形粗短肥硕，空有一身好力气。 婚后，由于继父家房子捉襟见肘，葛小大便和毕秀姑在外租房而居。 赶巧，城中士绅杨乃武修缮房屋，找的就是葛小大的养父沈木匠。 葛小大听沈木匠说，杨乃武家房屋很多，于是便以1000文的租金，租住在了杨乃武家。 杨乃武家世代以种桑养蚕为业，家境殷实。他又聪慧好读，就在这年乡试成为余杭县史上第48位举人，深得乡人羡慕。 二 葛小大和毕秀姑搬住进杨乃武家中的空屋后，葛小大早出晚归，忙于生计。 毕秀姑为人勤劳，且性格温柔，经常帮杨乃武的妻子詹氏做点活计。一来二去，杨乃武和詹氏都对她非常和善。不仅杨乃武在闲暇时教她习字读书，詹氏也因她一人在家，常常喊她一同吃饭。 但哪里都有好事者，一些人本就妒忌杨乃武，见他又无故教毕秀姑读书，于是便四处造谣，说他和毕秀姑有私情，甚至还编出“羊吃白菜”的梗来。 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了葛小大的耳中。葛小大本就心胸狭隘，听闻后不免起了疑心。数次悄悄蜇回，尽管撞见杨乃武教毕秀姑习字，但始终并不见他们有不轨之举。但就算如此，葛小大依然满心醋意，常常拿毕秀姑出气。 杨乃武得知后，为了不惹祸上身，便故意提高房租。而葛小大也心知肚明，于是又另租了房子，和毕秀姑搬走，两家从此不相往来。 谁知搬走不久，流氓无赖便趁葛小大不在家时，故意来调戏欺辱毕秀姑。其中就有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刘子和。他早就觊觎毕秀姑的容貌，便趁机巧施手段，迷奸了她。 事情发生后不久，葛小大突然发急病去世。他的生母喻氏见他身体乌青，两鼻有血，再加上街坊邻居也议论纷纷，认为他正值青壮，突然暴死，实在是死得蹊跷。于是，喻氏便将葛小大之死，作为命案上报给了知县刘锡彤。 很快，仵作沈祥匆匆验尸后，向刘锡彤禀报称葛小大的确是中毒而死。 刘锡彤访得毕秀姑曾和杨乃武有过一段风言风语，于是大喜过望，立刻将毕秀姑拘捕入狱，并亲自审理。 三 刘锡彤为什么会大喜过望呢？ 原来，刘锡彤为人贪婪。他在任上行径腐败，克扣钱粮，徇私枉法，恶行颇多。因此，好公义的杨乃武不仅数次向州府举报他的恶行，断他的财路，还常编打油诗挖苦讽刺他。因此，他视杨乃武一直为眼中钉肉中刺。 再加上刘子和担心毕秀姑会将他做的事情说出来，于是先向刘锡彤陈述了他迷奸毕秀姑一事。 刘锡彤一方面要保护儿子，另一方面正好藉机除去杨乃武，所以他对毕秀姑动用了各种酷刑。 毕秀姑受不住严刑拷打，最终按刘锡彤的要求，被迫招供承认“自己用砒霜杀死了葛小大，而砒霜则是杨乃武所给”。 紧接着，刘锡彤立刻将杨乃武抓捕归案，即刻审理。 然而，杨乃武拒不承认他和葛小大之死有关联，并出具了他在案发时不在余杭的证据。 但刘锡彤颇为狠毒，一心想要置他于死地，所以立刻向州府汇报了此案，并要求解除他的举人身份，好对他施以刑法。 不待州府文件下达，刘锡彤便迫不及待地对杨乃武刑讯逼供，想迫使他承认与毕秀姑通奸杀夫。 然而，杨乃武虽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肯承认与此案有瓜葛。 为了能早日判定杨乃武死刑，刘锡彤将案子上报州府陈鲁，请求二审定案，好为死者葛小大伸冤。 陈鲁和刘锡彤都是湘军出身，本就很有情谊。再加上刘锡彤已经将此案定为通奸杀夫案，所以当他二审时，便对本就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杨乃武继续动用酷刑。最终，受不住酷刑的杨乃武屈打成招。 于是，陈鲁匆匆结案，并把杨乃武处以斩刑，毕秀姑则被处以凌迟。 决出来后，杨乃武的寡姐和妻子有如五雷轰顶。 四 这里就不得不说说杨乃武的寡姐杨菊贞了。 杨菊贞比杨乃武要大上10岁之多。她早年嫁人，但出嫁不久，对方便因病去世。于是她便回到娘家，由于父母亡故较早，她便和杨乃武相依为命。 经过查访，杨菊贞断定弟弟杨乃武被冤枉了。于是她花钱打点，在狱中见到了被折磨得只剩半条命的杨乃武，并让杨乃武草拟了一份被屈打成招的证词，她拿着证词，便一级一级上访告状去了。 没想到，她一直告到浙江巡抚杨昌浚那里，案子经过一审再审，都因为刘锡彤暗中行贿，从中阻拦，一直还是维持原判。 无奈之下，杨菊贞决定上京告御状。 当时，红顶商人胡雪岩正在杭州筹建胡庆余堂。他手下有个幕僚，正是杨乃武的旧友。于是，这个幕僚便将杨乃武的案子告诉了胡雪岩。 胡雪岩一向乐善好施，听闻后，也认为此案有草菅人命的嫌疑。 在见到杨菊贞，看到证词后，也很支持杨菊贞告御状的行为。不仅垫付了她进京的开支费用，还特意给做京官的浙江官员夏同善写了一封信。 夏同善得知后，也认为必有隐情。于是在和翁同龢商议后，将杨乃武一案移交刑部，希望能重审此案。 然而，刑部派去的官员收受贿赂，再加上杨昌浚等地方官员，又以“此案经过多次审理，早就铁证如山，如果轻易推翻案件，不光会对地方官员以后审案不利，还会引起地方士绅哗变”软硬兼施，因此，最终还是“维持原判”。 杨菊贞见此，于是再次上京城告御状。 五 此时，这桩案子已经闹得天下皆知。此时，我们还不得不提到近代上海的报纸《申报》。申报刚开始是作为奇闻异事报导的，不过很快开始质疑这起案件，提出了几大疑点。从1874年1月6日，到1877年5月7日，3年多的时间，《申报》共发表了44条消息、18篇论说，8则评语按语、15篇谕折、1份状子和1则广告，对此案投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一些有良知的士人，和知道杨乃武为人的人联名上疏，不仅控告官员官官相护，徇私枉法，草菅人命，还极力要求此案应移交京城审理。 夏同善和翁同龢见舆论难平，不得不向两宫太后禀报此案，并恳请将杨乃武和毕秀姑押往京城，进行终审。 慈禧太后为平民愤，将此案交由刑部主审。 结果，刑部对葛小大的尸身重新验定后，发现葛小大并非毒发身亡，而是疾病引起的死亡。于是，此案真相大白，杨乃武和毕秀姑的冤情也得以解除。 既然如此，那些涉及此案的官员，当然脱不了渎职的干系。于是，在慈禧的指示下，对涉案官员经过调查讯问后，按律法革职140多名官员，并永不叙用。 从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查处看，没有皇帝出面很难纠正。古代帝王是国家的主人，是家天下，就是说国家的产权归帝王，于是帝王就肯定会对自己的国家上心，会认真治理自己的国家，起码自家的东西。有大臣投敌卖国，全家抄斩，灭九族。帝制的好处，一时半会说不完。在世袭君主制制度中，所有君主来自于同一个家族，王位在家族内部从一个成员传给另一个成员（通常是父传子，也有可能是兄传弟、叔传侄等等）。世袭系统有政权稳定、延续性好和可预测的优点，这来源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忠诚和亲和力。帝制中也是很民主的，大家平常从看戏中就可以看出来，皇帝每次上朝就是坐在中间主席位，文武大臣分两班站立在两旁。由各位大臣汇报工作和提出建议，让大家自由讨论问题，皇帝可以集思广益，还常派巡按大人出来明查暗访，抓杀贪官为民申冤。 既然搞帝制，就得有个皇帝，皇帝专权也好，君主立宪也可以，如果皇帝是世袭的，就少了很多篡权夺位，引发全国动荡的大纷争。比如当年孙文在辛亥之后，屁颠屁颠回国当大总统，可惜实力不够，各地有枪杆的军阀们不服，袁世凯，陈炯明等把孙文像兔子似的撵来撵去，毫无皇帝威严，闹得全国一锅粥。袁世凯称帝死得灰头土脸，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皇族，没有天赋皇权那种“正统”性，如果是爱新觉罗家的人称帝，大家估计就不会说什么了，试想，清帝退位后，乱了多少年，有多少是因为外国侵略，又有多少是因为内乱夺权？权威不够，没有皇帝那种法理上不可动摇的基础，势均力敌，所以为了夺权就要斗个你死我活，却连累了天下黎民百姓一道受苦。如果中国立了一个皇帝，皇族之外的人就别想染手皇位了，最多就是宫里面窝里斗，碍不着老百姓的事，有利国民苍生。 中国施行帝制两千多年，能够保持稳定，从没有发生过任何本质上的变化，从来没有什么游行示威的事发生，小民老百姓除非是活不下去，都很老实，绝不会没事拉拢一帮人打着横幅，到县衙门前闹事，比如为了拆迁房子，或者佃农下岗请愿等等屁大的事，让政府烦心。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据说，古代一个几万人的县，公务员仅有县太爷一个，师爷一个，衙役十几人，就把几万人管得服服帖帖，简直是传说中的和谐社会。这主要是因为朝廷有一套文明的、符合人性的、令人心满意足和安居乐业的土地制度有关。此外，国民教育得好，儒家学派的老大孔子说了，“天地君亲师”，谁敢忤逆师长君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不读书不认字的，也知道造反是作贼，是破坏小民幸福美满生活，是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是要被杀头累九族的。所以，必须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和中国帝制治国安民的理念，宣扬“以民为天”的民本思想，努力建设和谐社会。 另外，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没有上海的报纸《申报》的跟踪报道，也是很难翻案的。申报刚开始是作为奇闻异事报导的，不过很快开始质疑这起案件，提出了几大疑点。从1874年1月6日，到1877年5月7日，3年多的时间，《申报》共发表了44条消息、18篇论说，8则评语按语、15篇谕折、1份状子和1则广告，对此案投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才引起当年皇帝的重视，最终得以翻案。 所以，目前应在党内党外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使全社会形成对政法部门权力监督的合力，以解决当前对司法腐败的舆论监督处处受限，舆论监督软弱、缺失等问题。新闻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各级媒体的光荣使命，担负着神圣的社会责任，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新闻媒体在及时发现和揭露各种腐败问题，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等方面手段繁多，形式多样，威力强大，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 历年来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反复、充分的证明，许多腐败问题、大要案件的发现和查办，许多冤假错案的纠正，现实中许多司法不公问题得到有效的处理，特别是党中央作出扫黑除恶“打伞破网”、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大决策及铁腕举措，从中查处的轰动全国的、触目惊心的、“塌方式”、系统性的大量政法干警腐败案件，无不显示出新闻媒体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量的事实亦证明了社会的关注监督是推进法治很重要的条件，用舆论的正义监管法律的正义，是法治进步的关键........！ 然而在现实中，政法机关的许多领导干部非常害怕、抵制舆论监督，对许多执法司法腐败的问题，往往护短、包庇、捂着盖着，“家丑不可外扬”，声称要维护政法干警的“良好形象”，利用其特殊地位和手中的各种特权打压、限制舆论监督，甚至以“黑警”、“辱警”、“寻衅滋事”予以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很多地方和部门的主要领导也以“维护政法干警形象”而“重视”、支持政法部门的这些做法，不准报道、曝光政法机关腐败的“负面”信息；各级各地新闻媒体对政法腐败的问题也非常“敏感”，视为“高压线”，不敢触碰.......。 长此以往，非但没有使政法机关的形象“越维护越好”，反而使执法司法腐败问题因缺失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原因，还越发严重、越来越多。这严重与党中央在十八届、十九届多个全会上一再强调的“加强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等决议相悖，与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原则相悖，与文明、法治的时代要求相悖，与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利相悖，与新闻媒体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相悖，与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热切期盼相悖......。 扫黑除恶“打伞破网”中揭露出那么多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各种政法干警腐败问题，仅仅今年在第一阶段教育整顿中政法队伍就有近2万名干警向纪委监委主动投案，近5万名违法违纪干警被立案审查调查，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处分干警17.8万多人；经审查认定2018年以来政法机关“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违法问题案件43.3万余件，其中公安系统27.3万件，法院系统14.5万件、检察系统1.8万件；整改纠正一系列顽瘴痼疾问题10余万件；公安系统处理处分干警9.6万人，法院系统处理处分干警2.4万人，检察系统处理处分干警6000多人........。 这其中导致遭受司法不公的群众不知有多少？因各种原因没有被揭露、被曝光，由于各种阻力、难度没有被查处的腐败问题不知还有多少？这些都说明了政法干警腐败问题的严重、普遍和危害。但平时哪个敢说？说了就是污蔑、造谣，就是“黑警”、“辱警”，就是寻衅滋事，就要坐牢......。政法干警形象是靠自身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一心为民”的一言一行树立的，是靠铁的执法纪律树立的，不是靠把政法干警违法违纪执法造成的问题捂着盖着、藏着掖着，靠打压、限制、随意处罚来实现的。 当年红军、解放军所到之处，都是以自己爱民为民的一言一行，以秋毫无犯、一心为民的所作所为来赢得民心，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来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鱼水之情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当今的政法干警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到底如何，请党中央实实在在、深入细致地到人民群众中去暗访暗查，中央各职能部门认真负责地清查阅办每天“雪片般”飞向中央各机关的投诉申诉信件、每天前赴后继涌向北京上访群众的诉求，就能真切地听到老百姓和社会各界的愤懑心声，就能真实地知道政法干警腐败的严重和普遍......。 向权力挑战是新闻舆论的天性，公众的舆论监督是一切腐败的天敌，是司法不公救济的有效渠道，社会的关注监督是推进法治十分重要的条件，用舆论的正义监管法律的正义，是法治进步的关键！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特别是反司法腐败的严峻形势，需要让公众说话，需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需要在全党、全社会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氛围，需要进一步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把政法干警用权置于严密监督之下。这样不但不会降低政法干警形象，反而还能迫使政法队伍从上到下对国家法纪、舆论监督心存敬畏，迫使其随时随地都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迫使其随时随地都注重自己执法行为的公正、规范、文明。从而提高执法公信力，更好地树立政法机关形象，维护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威信。 公权力敢于亮丑，才能赢得公信力，也只有直面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正视问题不能有“遮丑心态”。不要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在倾听民愿民声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搞清楚问题是什么、根源在哪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绝不能不解决问题，反而去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2017年3月13日，微博认证为“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公安局官方微博”的“平安温县”发布《警情通报》赢得一片赞许。内容为：2017年3月12日，我局刑侦大队在办理一起电信诈骗团伙案件中，一名嫌犯死亡。经焦作市公安局督察支队初步调查，办案民警涉嫌刑讯逼供取证，温县检察院已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将积极配合，坚决依法惩处违规违法办案人员。进展情况将及时发布。 就这样一条百十个字的通报，获得了数十万浏览量，数千人点赞，焦作公安，温县警方没有跑去裤衩里强调一只打飞机的避孕套，也没有杜撰出来摔死、病死、呛死的花样死法，更没动用上下六部门联合删帖封杀，在网民还没看到，网络还没发酵，舆论还没喧嚣的时候，就这样，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依法办事。 整个通报帖子下面，没有人发出质疑，没有人挑拨警民关系，连那些顶着一大摞诸如“恶意诋毁”“恶意抹黑”“蓄意攻击”“拿了美元”“敌对势力”等等大帽子的公知们，也挨着个的点赞，赞许，免费的为警方这次行为唱响主旋律歌功颂德。温县警方这次更是证明这一点，用警方的坦诚让一桩“负能量”已极的命案，充满了“正能量”。 我认为；“不回避问题，勇于面对问题，值得称赞！”“让政务公开跑在媒体发布前面，跑在网友爆料前面，跑在家属闹事前面。”“主动承认错误，不遮掩，不撒谎，这才是‘司法透明’的最好诠释”……公安机关在出现问题时，不护短，敢于亮丑，是一种坦诚，是一种愿意接受监督的表现，老百姓对这种坦诚表示真诚的欢迎和信任。自己曝光，不但没减分，还赢得一片赞许，这也给政府的舆情控制树立了一个榜样。控制社会舆论发酵的最好做法就是不捂不堵，不遮不掩，直面社会大众的监督。 不等不拖，不捂不盖，不遮不掩，这是全社会都应当尊重的司法透明和政务公开态度！一个警察做错事不可怕，因为他并不代表整个警察队伍。但是如果警方不认错，捂盖子，就是整个警察队伍的问题了，那才可怕。所以这个通报让大家看到了警方公开事实，不捂盖子的公正态度。公安机关主动公布自己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虽然出了这样人命关天的事不是好事，但是主动揭短勇气可嘉，反而提升了公安机关在百姓中的形象。 【司法透明，政务公开】“透明公平永远是具有正能量和神奇魅力的宝库。什么时候我们做得好，人民群众就信任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背离了这一点，人民群众就会质疑我们。”，司法机关乃至所有的公共机关都应当严格恪守这个原则，有问题不能藏着掖着，应当主动接受监督和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或承担责任。同时，公开问题和接受监督要严格依法进行，注意保护国家秘密。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充分接受人民的检视和各个职能机关的监督。 警方不护短，这是加强自身建设，严于自律，整肃不正之风，自我净化的良好表现。从外在角度看，这也是警方具有自信心，勇于用查处自身问题的方式，向人民和国家证明自身队伍合格，有问题即查，思想过得硬。这是一种坦荡和坦诚的风格，其结果必然是这个队伍更会让人民信得过，更能赢得公信力。 蒋介石这个人大家应该十分熟悉，他对于新闻和出版严加控制，杀人放火收监，无所不用其极。弃医从文的鲁迅虽然也夹起尾巴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换了几十乃至上百的笔名继续以笔战斗，蒋家王朝也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让人民闭嘴的代价。 我认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是一种信仰。 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 有人说批评之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正是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统治者荒淫无道，他们怕人民议论，就采取了压制社会言论的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平安无事。实际上这是最愚蠢的作法，它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执政大忌，得出结论如：“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 毛泽东曾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当这样的话从我们的领袖嘴中吐出，再反映于执政作风中去，使人明显感到人民领袖的无穷底气与内心坦荡情怀，当初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大众民主风气，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现。时至今日，我们再次想起这句话，除过上述方面，又分明能感觉领袖对人民、对后辈、对继任者具有那样一种警世、告诫的良苦用心。 平心而论，生活在这个世道，我们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还是挣扎着不被改变。不沉默，不合污，不堕落，不作恶是我们的底线。事实上社会的责任是全民的责任，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独自承担，也没有任何人有理由选择沉默，更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坐享其成。因为，当社会灾难到来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实际上，追求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 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 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还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 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只要不造谣不诽谤，就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都给政府添乱，也不是都与官员作对，而大多数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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