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中华：中共中央设立主席职务，才能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8800多万名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 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当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在一些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一些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其觉悟与普通百姓的觉悟相比，都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叹息。之所以出现屡屡违规和对抗中央政策，与一些地方官员在政治上追求假大空和为个人和班子政绩铺路有关。其他不可告人的某些相关利益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值得全党干部和全体政府官员认真查找和及时纠偏。 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到9个常委，并且每人管一块。这种分权方式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的例子。没有权力的核心，党内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顶层“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块领地”，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结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便焕然一新。正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主席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主席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多次呼吁中共中央设立主席职务，以确保中央权威和政令畅通，但因老人干政胡锦涛缺乏威信等原因没有实行，导致党内寡头政治形成，腐败盛行，出现了以政法中的令计划周永康和军队中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为首的误国害民的腐败分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终于明确了习近平主席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写入全会文件。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具体，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从制度上确立的核心。 习近平主席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事实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确立习近平主席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全体党员的郑重选择，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党中央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 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定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一定要有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主席作为核心，这样才能凝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各位成员的智慧，凝聚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凝聚全党的智慧。全党都自觉向习近平主席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党中央就有权威，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国家领导人则是保持政权稳定的关键，保证政权长期稳定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的形成和成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奥巴马在他卸任前说，和八年前相比，他是一个更合格、更有能力的总统。但任期到了，必须下台。这不能不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更能克服这个缺陷。 西方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国家的大政方针要靠周期性的选举来汇聚民意而定，而且每届政府都有变化，造成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政客的短期行为。在社会分裂，共识不再，政党为斗争而争斗的情况下，很难产生有效的政策和得力的领导。中国将直到2050年的发展都规划好了，所需要的是强大的执行力，持续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正是成败的关键。所以，政权长期稳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政权必需保持长期稳定，才能快速实现既定的目标。 我认为；解决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主席集权，让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主席及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和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古代帝王是国家的主人，是家天下，就是说国家的产权归帝王，于是帝王就肯定会对自己的国家上心，会认真治理自己的国家，起码自家的东西。有大臣投敌卖国，全家抄斩，灭九族。而现在不同，这个国家的以前的主人没了，被革命了，新的主人本来是人民，结果大权旁落，于是这个国家似乎就没人管了，谁想捞就捞，捞完了，就拍拍屁股跑到外国去。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这是一种任意的夸大和欺骗，甚至是有人恶意伪装。我们以美国为例，首先我们说美国从来不是多党轮流执政。即使以美国包装出来的伪装来看。美国主要就是两大党派。很多时候，一个党的总统可以连续多任。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是利用一个党派来取得自己的任职资格。因此一个政治家改换党派很正常。 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议院比美国的总统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美国的议院很少一党独大，而是多数情况下，必须两大党派合作。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实这两个党大多时候是一致的。美国两院还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法院比参众两院还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力和法律的裁决权。可以说美国的权利核心就是美国的宪法，因此事实上，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宪法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这一个党中的两个派而已。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至今仍然是君主立宪。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王，泰国还有国王。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 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最后的负责人。同时，人民也需要委托一个权威的问责人。将这件事情交给人大和政协早已证明是不靠谱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什么集体领导。 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国家领导人则是保持政权稳定的关键，保证政权长期稳定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是必须必要的。目前，国家大量改革措施在实行中，受到官僚阶层普遍的消极抵制，举步维艰，甚至停留在纸面上。邓小平的“集体领导”只是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江泽民的12年是个不断集权的过程，但由于老一辈权势人物尚在，阻力很大。他只是在任期快结束时才成功，却又不得不到期下台。胡锦涛时代是真正尝试集体领导的10年，但结果是个“九龙治水”的局面。 形成大面积的官僚腐败，导致司法不公政令不畅，给国、民、党带来十分严重的灾难和危害。很多官员“边腐边升”，亦称“带病提拔”，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加剧干部任用不正之风，恶化政治生态。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文章曾指出：很多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还屡被提拔。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污染着一个地方的从政环境，更损害着党的形象和威信。 因此，必须要用“以民选官”来取代现行的“以官选官”模式，才符合科学执政对干部选拨制度提出的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首先从具体单位的人民群众中选举出来，接受本单位人民群众的监督，首先要获得本单位群众的认可。要彻底杜绝官员“带病提拔”。首先，要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才能把带病干部阻断在升迁的半路上。其次，要勇于揭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真正使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历史上，苏绰的“以贪反贪”定律，具有相当的警世意义。即使没有“苏绰定律”在历史上的存在，但“以贪反贪”的思想历代均有表露。这种“以贪反贪”导致了中国历朝历代贪污横行，吏治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正是中国吏治腐败的真正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也是中国历史政治的真正痛处所在，以致使中国社会难逃历史设定的轮回灾难。北周仅存二十余年即被隋文帝杨坚所颠覆，说明“以贪反贪”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我建议中国共产党设立主席职务，并担任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现在，有些党内人士看人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稳固的，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 其实，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另外，中共有一个相关的认识误区：认为实现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就是加强了其执政的基础。效果可能正相反。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的任何一个弱点都是党的污点，无限扩张的党权所带来的是党的无限责任。而且这种无限责任随着党组织和党员向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延伸，也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无所不在的党权。而那种无所不在的，“群众身边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无时无刻不在给整个党抹黑，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党执政的合法性。结果是，共产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它领导的结果；老百姓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至少它要负责。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党中央想管无力，老百姓想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中央把国家的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地方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国家的执政权。 地方的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己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