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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公正司法牺牲只是少数权贵，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机构和个人行使国家权力，必须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出笼所谓：涉案民营企业家轻微犯罪“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的司法意见，是典型的滥用国家权力、藐视国家宪法、违背国家法律、践踏宪法尊严的严重事件。它对社会的危害、对国家信誉的危害、对社会主义传统文明和公平正义的危害绝不亚于个别的错误判例，是典型的以言代法、以权乱法的恶劣先例。 检查机关执法为民、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大众民生的根本途径是：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担负好法律赋予的刑事诉讼权和法律监督权，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打着所谓服务的旗子袒护包庇某一特定群体。试想，如果我们的执法机关置法律的公平于度外，让某一特定人群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人群，使他们的违法犯罪可以不受追究，那么我们还要检查机关有何用？如果我们的法律对特殊群体有法外施恩的权力，那么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又如何体现？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因为四十多年来我们对经济领域的犯罪过于宽容，法律的底线不断的被突破，才导致了社会的各种乱象和腐败，既污染了营商环境、搞乱了市场经济，更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使有些披着民营企业家合法外衣的犯罪分子才敢游走于法律的空子，不惜以身试法搏取利益，难道这样的人还需要把他们保护起来？这是要置法律的尊严与公平于何地？这种逢迎示上，曲解政策，投机上意，罔顾民意，以权乱法的行为能被我们的社会所允许和认可的吗？ 我认为：民营企业(家)犯罪把它捕了，可以由国企接管，工人不会失业的。应当让全国人民平等地享有政策法规的权利和承担政策法规的义务，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越政策法规的特权。封建社会还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民营企业(家)绝不能有法外之地，该捕就捕才能涌现真正企业人才，反之就让投机分子投机，而损害经济科学健康发展。 如果对“民营企业家”可以网开一面，其它身份的违法犯罪人员也有理由据此而纷纷要求效仿，由此，法律的尊严将丧失殆尽。可以抓，也可以不抓，有这样的法律吗?如果真的有，这算是什么法律?法律是最讲严谨的了，要么抓，要么不抓，还能出现模楞两可的东西，难道中国司法也有两种标准，两种原则、两种政策?这就是他所说的公平公正? 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不公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司法不公使得的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不公的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就会层出不穷。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这个逻辑。 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纠正，更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中国的司法绝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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